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重庆市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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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重庆市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重庆市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04年1月11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经过审查，并根据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批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于学信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重庆市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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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和执行是人民法院诉讼程序中的两个重要环节。随着案件的增多，难度增大，由于各种原因可能引发审判错误和执行错误。对于审判错误在法律上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依法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判决、裁定，但是对于执行错误在法律上却没有规定执行监督程序，造成对于执行完毕后才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确有错误，在纠错处理时存在无法可依的情况。目前，无论是从法律体系的完备，还是解决实践难题的需要角度看，都急需构建执行监督程序。结合审判监督程序的立法宗旨，根据执行案件的特殊性，法律条文意义上的执行监督程序应作狭义的理解，是指对执行完毕后的执行案件的事后监督，启动执行监督程序应当慎重对待，以保证执行监督程序成为最后的执行救济途径。
一、执行监督程序的启动主体
1．人民法院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启动执行监督程序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级启动执行监督程序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启动执行监督程序。
2．当事人
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对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执行的人民法院或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重新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申请重新执行，是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的一项重要权利，申请重新执行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执行监督程序改正原执行裁定的错误，并重新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执行。所以，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申请启动执行监督程序是人民法院纠正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错误的重要途径。基于执行行为的特点，为确保执行裁定效力的稳定性，督促权利人及时主张权利，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申请启动执行监督程序的期限必须予以限制，应当规定为案件执行完毕后一年内提出。且申请启动执行监督程序必须有正当理由和充分证据证实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确有错误，并应当提交申请书等材料。
3．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提出抗执。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执。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执，应当制作抗执书。抗执书是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执行错误而提出抗执的法律文书，是人民法院启动执行监督程序的根据，应当载明以下内容：提起抗执的人民检察院和接受抗执的人民法院；抗执案件在原执行人民法院的案号；抗执的事实和理由；如有证据的，应一并向人民法院提供。对于人民检察院抗执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启动执行监督程序。这是由人民检察院的地位和性质决定的。
二、执行监督程序的审查处理
同审判监督一样，执行监督也需要一个独立的部门来审查处理，包括受理当事人的申请、检察机关抗执等。建议在执行局内设裁决部门，行使类似审判监督庭的职能，对执行案件进行监督。人民法院受理执行监督案件后，依法进行审查：第一，案件的审查实行执行监督听证制度，由执行监督机构人员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执行听证程序进行执行听证审查。第二，听证后，合议庭对各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分析和认定，作出处理意见，如认定申请不成立，裁定驳回申请；如认定原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正确，程序合法，处理得当的，应作出维持的裁定；如认定原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错误，应作出撤销的裁定，使案件回复原状，移送执行部门重新执行。经合议庭合议形成合议庭意见后，应报告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抗执进行执行监督程序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对于人民检察院来说，案件是基于其抗执进入执行监督程序的，为了更进一步实现监督权，也应当派员出席，使人民检察院自始至终都体现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始终贯彻“事后监督”的原则。
三、执行监督程序的救济途径
要明确以执行监督程序作出的裁定的效力，防止争议的无限循环，维护执行监督裁定的终局效力。按照现行的审级制度，无论以何种方式提起的执行监督也均应当赋予申诉人救济权利。原执行法院作出执行监督裁定后，申诉人不服的，可于10日内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级人民法院的复议裁定为终局裁定。法定期限过后申诉人不予申请复议的，裁定即生效。上级人民法院依职权直接提执的，所作的执行监督裁定是终局裁定。
（作者单位：江西省德兴市人民法院）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人权、平等、发展日渐重视，婚内侵权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而通常情况下，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并给受害人造成损害，侵权人即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侵权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我国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都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基于民事主体的相互独立性，侵权人并不因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而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夫妻一体的观念正在被打破，婚姻存续期间夫妻间的侵权，侵权人也应承担民事责任。在现代社会，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人均具有独立的主体性，这并不受婚姻关系的影响。侵权行为事实成立，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是一个主要方面，而夫妻间出现矛盾和纠纷是正常现象。保护夫妻一方权益，制止婚内侵权，建立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当今的中国社会，根据全国妇联的最新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公众中有16%的女性承认被配偶打过，14.4%的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在离异者中，暴力事件比例高达47.1%。从中国古代到当今社会，婚内侵权已屡见不鲜，当这种婚内侵权行为不再被公众所漠视时，受侵害方却无法从我国婚姻法中获得救济。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家庭实行夫妻财产共有制，婚内赔偿无异于把应赔偿的财产“从左手转到右手”，仅有象征意义。笔者认为，立法者不能因为存在现实障碍就忽视此类事件，而应积极作出回应。婚内侵权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构建婚内侵权制度已迫在眉睫。我国应逐步化解目前存在的种种障碍，并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我国构建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一）对请求事由的范围规定过窄
从我国婚姻家庭的现状看，婚内侵权行为时常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居于优势地位的或者深受封建夫权思想影响的配偶，往往无视对方的人格尊严而从事重婚、“包二奶”，弱势配偶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严重违法行为。这些行为侵犯了配偶的人身权，使受害配偶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败坏了社会风气。据不完全统计,现实生活中夫妻间暴力侵权情况较为普遍, 暴力事件比例高达47.1%，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侵权的形势也开始呈现多样化,“冷暴力”、“精神虐待”等侵权行为也日益增多。笔者曾在基层法院实习过一段时间，其间接触最多的就是离婚案件，离婚案件的日趋增多，这是否跟婚内侵权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律救济有关呢？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在立法实践中，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和司法解释都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却未过多涉及，仅以离婚作为夫妻间侵权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而现阶段婚内侵权行为的大量出现，显示出实践对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需要。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是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方面，是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补救措施，其适用条件和范围都比较窄。由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在很多情况下受害方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并不愿意离婚，仅仅只是想得到救助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离婚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规定的不足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若干解释（一）》第29条“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无过错方的配偶。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婚姻法将离婚作为夫妻间侵权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但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是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方面，是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补救措施，其适用条件和范围都比较窄。由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在很多情况下受害方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并不愿意靠离婚解决问题。我国关于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少之又少，仅仅有《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中规定“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运用此条来保护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却很少，且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国外应对婚内侵权损害案件主要包括： (1)美国自1884年起，已婚妇女保护法（married women′s Acts），赋予妇女独立的人格和对个人财产独立的所有权后，许多州也准许夫妻间提起侵权索赔的诉讼。(2)法国民法典规定：“妻对于夫有请求补偿的权利。”“夫因不为适当保存行为致其妻的个人财产受损害者，应负赔偿责任。”(3)瑞士民法典则更明确地规定：“配偶一方未履行婚姻共同生活的义务或其行为对他方有危险、污辱或损害时，他方可据此向法官提出诉请。”针对婚内侵权，这些国家的解决方法都是建立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除了统一立法之外，各国都针对各种具体的婚内侵权损害案件制定了单行法且经常根据情况变化进行修订。因此，我国也应当构建完善的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而不应仅仅简单以离婚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
北安市人民法院 安丽佳
一、执行监督程序的启动主体
1．人民法院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启动执行监督程序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级启动执行监督程序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启动执行监督程序。
2．当事人
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对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执行的人民法院或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重新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申请重新执行，是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的一项重要权利，申请重新执行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执行监督程序改正原执行裁定的错误，并重新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执行。所以，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申请启动执行监督程序是人民法院纠正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错误的重要途径。基于执行行为的特点，为确保执行裁定效力的稳定性，督促权利人及时主张权利，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申请启动执行监督程序的期限必须予以限制，应当规定为案件执行完毕后一年内提出。且申请启动执行监督程序必须有正当理由和充分证据证实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确有错误，并应当提交申请书等材料。
3．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提出抗执。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执。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执，应当制作抗执书。抗执书是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执行错误而提出抗执的法律文书，是人民法院启动执行监督程序的根据，应当载明以下内容：提起抗执的人民检察院和接受抗执的人民法院；抗执案件在原执行人民法院的案号；抗执的事实和理由；如有证据的，应一并向人民法院提供。对于人民检察院抗执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启动执行监督程序。这是由人民检察院的地位和性质决定的。
二、执行监督程序的审查处理
同审判监督一样，执行监督也需要一个独立的部门来审查处理，包括受理当事人的申请、检察机关抗执等。建议在执行局内设裁决部门，行使类似审判监督庭的职能，对执行案件进行监督。人民法院受理执行监督案件后，依法进行审查：第一，案件的审查实行执行监督听证制度，由执行监督机构人员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执行听证程序进行执行听证审查。第二，听证后，合议庭对各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分析和认定，作出处理意见，如认定申请不成立，裁定驳回申请；如认定原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正确，程序合法，处理得当的，应作出维持的裁定；如认定原执行完毕案件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错误，应作出撤销的裁定，使案件回复原状，移送执行部门重新执行。经合议庭合议形成合议庭意见后，应报告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抗执进行执行监督程序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对于人民检察院来说，案件是基于其抗执进入执行监督程序的，为了更进一步实现监督权，也应当派员出席，使人民检察院自始至终都体现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始终贯彻“事后监督”的原则。
三、执行监督程序的救济途径
要明确以执行监督程序作出的裁定的效力，防止争议的无限循环，维护执行监督裁定的终局效力。按照现行的审级制度，无论以何种方式提起的执行监督也均应当赋予申诉人救济权利。原执行法院作出执行监督裁定后，申诉人不服的，可于10日内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级人民法院的复议裁定为终局裁定。法定期限过后申诉人不予申请复议的，裁定即生效。上级人民法院依职权直接提执的，所作的执行监督裁定是终局裁定。
（作者单位：江西省德兴市人民法院）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人权、平等、发展日渐重视，婚内侵权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而通常情况下，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并给受害人造成损害，侵权人即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侵权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我国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都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基于民事主体的相互独立性，侵权人并不因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而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夫妻一体的观念正在被打破，婚姻存续期间夫妻间的侵权，侵权人也应承担民事责任。在现代社会，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人均具有独立的主体性，这并不受婚姻关系的影响。侵权行为事实成立，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是一个主要方面，而夫妻间出现矛盾和纠纷是正常现象。保护夫妻一方权益，制止婚内侵权，建立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当今的中国社会，根据全国妇联的最新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公众中有16%的女性承认被配偶打过，14.4%的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在离异者中，暴力事件比例高达47.1%。从中国古代到当今社会，婚内侵权已屡见不鲜，当这种婚内侵权行为不再被公众所漠视时，受侵害方却无法从我国婚姻法中获得救济。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家庭实行夫妻财产共有制，婚内赔偿无异于把应赔偿的财产“从左手转到右手”，仅有象征意义。笔者认为，立法者不能因为存在现实障碍就忽视此类事件，而应积极作出回应。婚内侵权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构建婚内侵权制度已迫在眉睫。我国应逐步化解目前存在的种种障碍，并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我国构建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一）对请求事由的范围规定过窄
从我国婚姻家庭的现状看，婚内侵权行为时常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居于优势地位的或者深受封建夫权思想影响的配偶，往往无视对方的人格尊严而从事重婚、“包二奶”，弱势配偶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严重违法行为。这些行为侵犯了配偶的人身权，使受害配偶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败坏了社会风气。据不完全统计,现实生活中夫妻间暴力侵权情况较为普遍, 暴力事件比例高达47.1%，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侵权的形势也开始呈现多样化,“冷暴力”、“精神虐待”等侵权行为也日益增多。笔者曾在基层法院实习过一段时间，其间接触最多的就是离婚案件，离婚案件的日趋增多，这是否跟婚内侵权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律救济有关呢？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在立法实践中，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和司法解释都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却未过多涉及，仅以离婚作为夫妻间侵权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而现阶段婚内侵权行为的大量出现，显示出实践对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需要。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是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方面，是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补救措施，其适用条件和范围都比较窄。由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在很多情况下受害方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并不愿意离婚，仅仅只是想得到救助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离婚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规定的不足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若干解释（一）》第29条“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无过错方的配偶。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婚姻法将离婚作为夫妻间侵权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但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是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方面，是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补救措施，其适用条件和范围都比较窄。由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在很多情况下受害方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并不愿意靠离婚解决问题。我国关于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少之又少，仅仅有《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中规定“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运用此条来保护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却很少，且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国外应对婚内侵权损害案件主要包括： (1)美国自1884年起，已婚妇女保护法（married women′s Acts），赋予妇女独立的人格和对个人财产独立的所有权后，许多州也准许夫妻间提起侵权索赔的诉讼。(2)法国民法典规定：“妻对于夫有请求补偿的权利。”“夫因不为适当保存行为致其妻的个人财产受损害者，应负赔偿责任。”(3)瑞士民法典则更明确地规定：“配偶一方未履行婚姻共同生活的义务或其行为对他方有危险、污辱或损害时，他方可据此向法官提出诉请。”针对婚内侵权，这些国家的解决方法都是建立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除了统一立法之外，各国都针对各种具体的婚内侵权损害案件制定了单行法且经常根据情况变化进行修订。因此，我国也应当构建完善的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而不应仅仅简单以离婚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
北安市人民法院 安丽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