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淄博市2005年度区县卫生工作综合目标考核实施细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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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政府


保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保定市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保定市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已经市政府第三十八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Ｏ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保定市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促进依法行政，根据《河北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和《河北省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依法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适用本办法。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执法过错行为及责任追究方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过错责任，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因故意或者过失违法履行或者不当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造成不良后果，经法定程序确认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是指对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实施的行政执法过错行为，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调查、确认责任、作出处理的活动。

第四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权责一致、错责相当、惩处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行政执法机关是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的法制机构负责办理本级政府、本机关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具体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对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检举、举报、控告、报告和建议，进行立案审查；

（二）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案卷和资料；

（三）审查认定行政执法过错责任，提出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建议；

（四）监督执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认定书；

（五）办理应当由监察机关、人事任免机关、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移送事项；

（六）处理对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认定不服向政府或行政执法部门提出的复查、复核申请；

（七）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八）协调处理下级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之间因管辖权限、责任认定等方面发生的矛盾和争议；

（九）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应当由监察机关、人事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机关处理的案件，由监察机关、人事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机关按照法定职责权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七条 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健全以行政执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健全行政执法人员的管理、培训、考核和监督机制。实施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情况应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范围，并作为行政机关目标责任制评比、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和公务员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二章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认定

第八条 在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行政征收、征用及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行政执法过错：

（一）无法定依据或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

（二）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的；

（三）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的；

（五）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六）执法行为明显不当的；

（七）其他依法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情形。

第九条 经下列国家机关确认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实施了行政执法违法行为的，应当认定为行政执法过错：

（一）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监督中发现并确认的行政执法违法行为；

（二）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予以撤销、变更、确认、被责令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执法违法行为，或者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反政纪移送行政执法机关处理的行政执法违法行为；

（三）各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检察意见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但应当做出行政处理的行政执法违法行为；

（四）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确认及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执法违法行为，或者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制机构，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提出的建议中，认为应当追究责任的行政执法违法行为；

（五）各级人民政府和行政执法机关在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执法投诉、举报、信访案件中发现并确认的行政执法违法行为；

（六）各级人民政府和行政执法机关在履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职责的活动中发现并确认的行政执法违法行为；

（七）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在履行行政监察、审计等专项监督职责中，发现并确认的应当依法移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处理的行政执法违法行为；

（八）各级国家机关依法确认并移送行政执法机关处理的其他行政执法违法行为。

第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行政执法过错：

（一）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原行政行为改变的；

（二）因不可抗力或者紧急避险等其它特殊情况，造成行政执法过错的；

（三）因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过错造成的行政执法过错；

（四）因行政执法依据错误造成的行政执法过错；

（五）行政执法人员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依法履行职责的；

（六）其他依法不予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情形。

第三章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区分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单独造成行政执法过错的，应当作为直接责任人承担全部过错责任。

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执法机关共同造成行政执法过错的，应当由主办机关承担主要责任，其他机关承担次要责任或者相关责任。

上级行政执法机关撤销、变更下级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造成行政执法过错的，应当由上级行政执法机关承担过错责任。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对本职工作敷衍塞责，造成恶劣影响和不良后果的，由直接责任人承担责任。凡不经依法审核、审批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行政执法过错的，追究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执法人员的过错责任。

第十三条 经过审核、审批的具体行政行为，产生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根据每个环节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分别追究批准人、审核人、承办人的过错责任。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指示或授意承办人实施违法行政行为的，由该机关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认为上级的决定、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命令的意见，但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不改变该决定、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执行后产生的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承担主要责任；但行政执法人员发现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决定、命令有错误，未向上级提出改正的意见，或者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四章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方式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具有下列情形的，应当从重追究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故意造成执法过错，对行政执法过错行为不积极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的；

　　（二）一年内发生三次以上行政执法过错行为，或者两次以上被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

　　（三）干扰、阻碍、抗拒对其行政执法过错行为进行调查、处理的；

（四）对投诉人、举报人、调查人及相关人员打击报复的；

　（五）行政执法过错行为造成恶劣影响或严重不良后果的;

（六）其他依法应当从重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过错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未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不良后果的；

（二）主动纠正或者挽回损失的；

（三）有效防止危害后果发生的；

（四）有立功表现的；

（五）其他依法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追究的情形。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追究责任：

（一）行政执法过错情节显著轻微，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主动发现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可以不予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五章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程序

第十九条 对行政执法过错的追究，按立案、调查、决定的程序进行。由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报请本级领导批准立案，并确定专人调查、核实有关事实、证据。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应当进行调查：

（一）具体行政行为被人民法院、行政复议机关判决或决定撤销、部分撤销、变更、责令重新作出、确认为违法，以及责令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上级或本级的人大，或者上级行政执法机关要求调查处理的；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建议、提案形式要求调查处理的；

（四）上级或本级政府法制机构、监察机关要求进行调查处理的；

（五）经新闻媒体曝光，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

（六）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发现的其他应当开展调查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进行调查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被调查机关及有关人员出示有效证件。调查人员可以向有关行政执法机关调查、复制有关案卷、询问相关人员。被调查机关及其有关人员应当协助调查，如实回答询问、说明情况。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过错行为审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30日内审查终结，并作出责任认定结论。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审查期限，但延长时限不得超过20日。

第二十三条 调查终结，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以下责任认定：

（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作出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决定；

（二）虽有行政执法过错行为，但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免责情形的，应当确定不予追究行政责任；

（三）行政执法过错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根据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可以给予下列形式的处理：

（一）情节轻微，危害后果不大的，责令书面检查，限期整改；

（二）情节较重，危害后果较大的，勒令离岗培训；

（三）情节恶劣，危害后果严重的，收缴、暂扣或吊销其行政执法证件，取消其行政执法资格，调离行政执法岗位；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追究方式。

上列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方式可以单独或者合并适用。

第二十五条 依照本办法追究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后，需要对有关行政执法人员采取组织处理措施的，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有权向有关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对给予记过以上处分的，可以同时给予收缴、暂扣或吊销行政执法证件的处理。

第二十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因执法过错造成国家赔偿责任的，赔偿义务机关在实施赔偿后，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向有关行政执法过错责任人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第二十七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根据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作出的责任认定结论，制作《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认定书》送交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实施机关。

第二十八条 根据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认定结果应当给予行政处理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应当制作《行政处理决定书》。

第二十九条 根据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认定结果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给予降职调整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应当制作《行政处分建议书》。

第三十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应当在作出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认定后的7日内，将《行政处分建议书》连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认定书》及有关调查材料复印件，一并移交有管辖权的人事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

《行政处分建议书》在宣告或者通知后生效，并应当在5日内交付责任人。

第三十一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人不服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认定，或者不服行政处理决定的，可以自知道责任认定结果或者处理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复核决定应当在15日内作出；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责任认定结果或者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直接提出申诉。

复核和申诉期间，不停止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可参照本办法制定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截止到2016年5月1日。




顾永忠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我国立法机关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准备工作，并将于今年10月完成法律修订程序。围绕这次修改，司法界、理论界都在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据了解，这次修改将采用修订案的方式，由此决定了修改的内容不可能太多，应当重点突出，先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及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应当是这次修法的当务之急。为此，撰写本文，以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展开分析、论证。

　 一、刑事司法制度中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在构建自己的司法制度时，都将面对并力求解决好公正、效率、资源、案件这样几个既彼此独立又密切联系的基本问题和相互关系。

　 公正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生命线。从立法的角度考虑司法公正问题，所面对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个案，而是已经发生和将要继续发生的所有刑事案件的整体。这就需要我们从宏观背景和全局视野分析和思考问题。

　 公正不是抽象的，而应当是“看得见的”，理论界将其划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并从诸多方面论证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具体的含义，且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诸如要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程序要公开、透明等。但是，公正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的内涵及其实现依赖于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的客观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正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范畴，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正因为如此，即使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提出的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也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

　 从具体内容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公正与效率都属于主观因素，是立法者主观愿望追求的产物，并且二者是一种密切相关、此消彼涨的关系，即司法公正的程度越高，司法效率就越低，反之司法效率则越高。[1]从诉讼价值上看，公正与效率不在同一层次上，公正优于并且高于效率。只能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效率，而不能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公正。但是，如果从现实出发看待二者的关系，并非在所有的案件中解决公正都是第一位的。在司法实践中，或由于案件本身的因素，或由于当事人的主观需求，有些案件效率问题比公正问题更为突出更为迫切。因此，我们不能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看待和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从客观条件看，司法资源和刑事案件的状况如何对于公正的实现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既定的司法资源下，刑事案件的数量越少，公正的实现程度就越高，反之，公正的实现程度则越低。反过来说，对公正的期望程度越高，要求投入的司法资源则越多。但是无论在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投入的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刑事案件的数量却是难以控制、减少的，甚至呈现为不断增长的势头。在此情形下，要使所有案件获得同样的公正“待遇”，那只能是平均主义地配置资源，其结果必然是每个案件获得的资源投入十分有限。这样从外表看起来，对每个案件都是“公正的”，获得的司法资源同样多，实现的公正程度一样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不公正的。因为刑事案件在“质”的方面是千差万别的。仅从大的方面来看，有犯罪性质的不同，诸如严重犯罪与轻微犯罪之别；又有被告人经历的不同，诸如累犯、惯犯与偶犯、初犯之别；还有被告人认罪态度的不同，诸如否定指控、拒不认罪与主动投案自首、如实坦白认罪之别；再有控方掌握的证据状况不同，诸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别，如此等等。这就意味着每个案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以致公正、效率程度的要求其实是很不同的，只有按照案件的不同情况配置司法资源，设置并适用公正、效率程度不同的诉讼程序，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的整体公正与效率。

　 总之，在司法资源难以大量投入，刑事案件却在数量上难以减少甚至不断增加、在质量上又千差万别的现实面前，我们必须优化资源配置，调节诉讼效率，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高的案件，我们宁可投入的司法资源多一些，程序的设置复杂一些，诉讼效率调低一些；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低的案件，投入的司法资源则可以少一些，程序的设置也可以简单一些，诉讼效率则可以调高一些。考察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莫不如此。在日本，既有传统的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公审程序，又有近年来推行改革而出台的更加快速、适用范围更广的即决审判程序和主要适用于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案件的由3名职业法官和6名裁判员组成的混合审判制度。在法国，既有适用违警罪的简易审判程序，又有针对轻罪案件的较为严格的审判程序，还有更为复杂的由审判长、陪审官以及陪审团共同审理的重罪案件审判程序。英美国家更是如此，既有由一名法官（甚至是非职业法官）一日内可审理若干个案件的快速、简易审判程序，又有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理、往往旷日持久的陪审团审判程序。不仅传统的西方法治国家如此，而且近年来刚刚从经济困境中走出来的俄罗斯也走上了繁简分流的刑事司法改革之路，一方面建立了程序较为简捷的被告人认罪的特别程序、和解法官审理案件的程序，另一方面又新增了由一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审判制度。各国不仅在审判程序上如此，而且在审判前的程序上，也建立了各种过滤、筛选机制，采用不同方式减少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还将是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国家难以在刑事司法领域投入太多的资源。同时，由于处在社会剧变的转型期，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居高不下，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也是有增无减。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从1986068件发展到4648401件，增长了134％；同期被逮捕的人数从598101人上升到876419人，增加了46．53％，法院审判的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也由584763人增长到981009人，增加了67．76％，与此同时，司法资源的投入有的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例如全国检察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1998年为211319人，2004年却减少到197025人。有的虽然有所增长，但与刑事案件的增长并不能同步，甚至实际上还在减少。例如全国律师人数1998年为51008人，2005年发展到114471人，增加了一倍多，但公诉案件的刑事辩护率则从1998年的50．7％下降到2005年的35．8％。[2]

　 在刑事案件急剧增加，司法资源的投入增涨有限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形下，全社会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热切呼声却空前高涨，这从近年来社会公众对杜培武、佘祥林、刘涌、胥敬祥、邱兴华等一批重大案件的关注程度和普遍诉求足可以得到说明。广大群众不仅要求司法公正，而且要求司法效率；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个案公正，而且要求整体公正。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效率的强烈诉求与不尽理想的司法现实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从中央到地方，从立法界、司法界到理论界，各方面都在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提出并推行各种改革、完善措施。但是，在笔者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刑事案件的大幅下降、司法人员的大幅增加、刑事辩护率的大幅提高都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必须从现行司法制度、现行司法程序的整体构造上寻找突破口，构建可对刑事案件进行繁简、难易分流的程序机制，以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效率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我国现存的问题和条件，借鉴、吸收别国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构建中国式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不失为重要的突破口。

　 二、在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应当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于审查起诉的法律定位是正确的，其确立的包括三种类型的不起诉制度，在理论上有充分的依据，在实践上也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作法。但是，近10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立法上确立的不起诉制度在司法活动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比例非常低。据有关方面统计，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查起诉案件总人数的4．2％，1998年则是2．5％。[3]其后若干年来一直都在2—3％之间徘徊。[4]

　 我国不起诉比例如此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观念原因，相当一些检察人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设立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意图理解不够深远。此外还有制度本身的原因。现行刑诉法规定的三种不起诉中，只有法定不起诉属于当然不应该起诉的类型，而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都属于裁量不起诉的范畴。这就使不少人特别是上级检察机关和各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层担心不起诉决定的裁量权如果不加严格控制，可能会被滥用，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检察机关都把不起诉案件的比例控制在3％以内。

　 影响不起诉案件比例非常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不少人认为我国的犯罪概念和范围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别，凡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犯罪案件都是比较严重的，不同于国外大量刑事犯罪案件实际上属于我国的一般违法案件，因此对它们可以做不起诉的处理。笔者并不否认中外犯罪概念的差别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我国不起诉案件的数量比较少。但是，是不是只有3％左右的案件才可以作不起诉处理，而97％左右的案件都必须起诉到法院审判？ 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事实上，从我国近年来审判过的案件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采取不起诉处理的，它们包括经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判处拘役、管制的案件、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单处附加刑的案件以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2—2005年问，每年生效判决宣告无罪、判处免刑、拘役、缓刑、管制、单处附加刑及未成年被告人的人数占到当年生效判决所涉被告人总数的比例在35．52％—45．15％之间，这一事实表明在审查起诉阶段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有很大空间的。如果在审查起诉中对这些被告人中的哪怕一半人即17．76％—22．58％作不起诉处理，而不起诉到法院进行审判，这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和检察院的负担都将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现行不起诉制度是一次定“终身”，一旦做出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缺乏制约、监督机制，具有很大的风险。为此需要我们在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既能充分展现不起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把不起诉制度的风险、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附条件的不起诉制度。在这方面德、日等国的成熟经验和我国一些基层检察机关的探索尝试都是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吸收、借鉴的。

　 德国刑事诉讼立法在起诉问题上奉行的是起诉法定主义为原则，起诉裁量主义为例外的作法，但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却是相反，起诉是例外，不起诉或作其他替代性处理则成为原则。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6年期问，提起公诉案件的比例一直比较低，起诉率最高的1982年是19％，起诉率最低的1996年是12．3％，其余案件均作了不起诉的处理，包括撤销案件、申请处罚令、无条件不起诉等，附条件的不起诉也是其中的一种处理方式，比例一直在6％上下浮动。[5]所谓附条件的不起诉也称暂缓起诉，是指对于本来应该起诉的轻罪被告人，在其本人同意的情形下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义务，而暂时不予起诉。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了所要求的义务，对其行为不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否则，将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6]。此外，德国各州对青少年案件的不起诉率比较高，而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85年平均为25％上升到1992年的近50％。[7]

　 日本除了对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予起诉外，在其刑事诉讼法上还确立了“起诉便宜主义”原则，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不起诉处理方式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日本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为43％，2003年为35．6％，其中因不具备起诉条件而不起诉的占1．90％，其余33．7％则属于裁量不起诉或犹豫不起诉。[8]而对于其中的犹豫不起诉案件在诉讼理论和法律上都可以理解为，只要还在追诉时效期间内，对其可以再次起诉[9]。当然在实践中作出不起诉处理后再起诉的情况几乎没有。正因为如此，日本著名刑诉法教授，法务省顾问松尾浩也先生称此种不起诉为缓期起诉，指出进入昭和时期以来缓期起诉处分得到了更多的使用，并且被有意识地作为有效地防止再犯的手段加以使用。[10]

　 我国有些基层检察机关包括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等，在近几年探索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也重点研究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的地方称为“暂缓不起诉制度”），有的还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尝试。这些研究和尝试成果都表明，在我国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具有广泛的可行性基础。

　 基于以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现有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其要点是：

　 1．附条件不起诉的对象及适用条件：可以设定为依照刑法规定可能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其他可适用缓刑以及可免予刑事处罚并具有下列情形的案件：①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的；②犯罪嫌疑人年满70岁以上的；③有自首、立功情节或真诚认罪悔罪的；④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⑤积极赔偿受破坏的公共财产或恢复受损害的公共利益的。

　 上述案件都是犯罪性质不严重，刑罚后果不严厉，人身危险性又很小的案件。对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处理，不仅完全可以达到经过审判希望达到的法律效果，而且会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其一，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使犯罪嫌疑人保全了做人的“面子”，对他们日后改过自新有极大的鼓励、促进作用；其二，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可促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和解，恢复、挽回因犯罪受到破坏、损害的公共利益，实现恢复性司法；其三，由于可免除对这部分案件的后续审判，将大量节约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出，转而将更多的司法资源投入到那些确需审判的案件中，使这些案件得到确实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其四，由于不起诉，犯罪嫌疑人可提前获释，不仅节约看守所的羁押成本，更重要的是使犯罪嫌疑人提早回归社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