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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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许霆案件致美国首位华裔市长?锦波

龙城飞将


黄博士：

　　仔细读过您的文章，感觉到您是在谈道德，不是在谈法律。觉得您似乎对东西方法律的主要精神不熟悉。

　　从道德上讲，从法理上讲，或者从宗教的理念上讲，许霆无疑是是“有罪”的，但这个“罪”只是相当于宗教的“原罪”，老百姓道德观念中指错误的“罪”，而非刑事法律规定必须予以处罚的罪行。

　　如果从道德的角度讲，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从法律的角度，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判决。某一行为，法律规定为罪，则判刑，不论人们如何同情。某一行为，若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不能定罪量刑，这是中国刑法第三条的规定。而这一法律原则，是中国用了几十年，才从西方法律体系中学来的，真正写进中国的刑法是1997年。

　　我同意你一个观点，就是许章润教授实际上是把民事方法与刑事问题搞混了。不应当用民事问题解决刑事问题，也不应当用刑事方法解决民事问题。

　　当然，刑法还有个谦益性问题，即尽可能轻处罚，就不用重刑，尽可能民事解决，不用刑事方法。但这不同于我刚才讲的民事问题不同于刑事问题。

　　刑法的谦益性，也体现在刑法中，有三种情况：其一为，违法行为显著轻微，不以罪论处。其二为，有某些法定或酌定的从轻情节，应从轻处理。其三为刑法63条所言之在法定刑下用刑。

　　您愿意与我在博客上讨论吗？我没有许章润教授那么有名气，但也是对许霆案件有相当长时间的关注，至少不会如许多专家那样说外行话。

　　实际上，你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您只是大官们的贵客，学者们的高朋，占中国85％的穷人您了解吗？

　　当然，您的儿子受您的教育，道德很好，不可否认。但中国大多数人的道德也是很好的。即使是许霆，一时不能控制自己，也比那些经常接待你的高官当中的贪官们的道德要好得多。在中国，不贪如何能当得上官？有几个不贪的官？你在美国待久了，真正是不了解中国。美国大大小小的官靠选举，尤其基层的官，大家彼此了解，选举的公正性比较高，我看过一些介绍美国选举的书，尤其是林达的书给我印象很深。但中国，大大小小的官都得靠“安排”，即上级提拔。

　　人家为什么要提拔你？一定是有某种好处。或者是利益的交换，或者是金钱的交易，或者是朋友的交情，或者是美色的交往。套用毛泽东的一句描述中国的官场就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提拔。

　　如果你想响当当地说“我比你们更了解中国人”，那么，就请不要说那些空话，那些空话没人信的。就请随我来吧，到工人中，到农民中，到知识分子中，到基层中来，听听最基层的人民是如何想的，如何做的。

　　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换一个角度，卑贱者最高贵，高贵者最卑贱。

　　你在博客中说：“我尊重?霆案那?孜环ü俚挠?夂妥钺崤?Q的智慧, 他???Ыo中??ㄔ悍?晒??南Ｍ?Ｎ??要鼓?钪С诌@些法官?律??, 才是真正的?槿嗣穹?眨≈???????。可?z的是大部份律???榱隋X, 出?人格良心, ?煞绞斟X, 全?o道德！?一些使中??姆?筛?唤∪?　?br>
　　你说错了，你不了解中国。法官与律师，是猫鼠博弈。律师是为了钱，没错。难道法官不是为了钱吗？中国的法官可不同于美国的法官。

　　你知道吗，律师向当事人收的钱通常会分为几份：一份给事务所，一份给当事人的领导回扣（如果案子是单位的话），一份给检察官或法官，一份作应酬费用，最后一份才是留给自己的。他和商人一样是在做生意，把前几种成本抛去后才是自己的。如果经营得好，律师才有得赚。事实上，在中国，赚大钱的“大律师”是极少的，就是那些与法院和检察院混得好的人。

　　噢，还得减去税收。此外，他还得为自己缴社保费用。律师为别人打官司，实际上在有些律师事务所，新律师连自己的正常的社会保障也得自己来负责。他们和深圳的出租汽车司机的情况是一样的。

　　看了你的几篇文章，总的感觉是，你站在中国少数的人立场，站在最多只占中国15%的人群的立场，指责大多数人。

　　中国还有一半以上的人没有电脑，更多的人没条件上网，更更多的人没有碰巧进入的黄博士您的博客，不知道您这样对大多数的中国人有偏见。如果他们有条件上网并且能够有有幸进入到您的博客，大部分人一定会与您的观点不同。

　　您讲到，呼吁给许霆重判，是为了“使此案不好上?。上?再?了，法官可考?]用我的?意加多15年”。

　　看来你是真的不懂法律，至少是不懂中国的法律。在我的印象中，上诉不加刑是现代各国普通适用的一条法治原则，中国的刑事诉讼中有明确规定，这一条中国也是用了几十年从国外学来的。

　　所以，总的对您的印象是：一、不懂法律；二、不懂中国人民，真正的中国人民，下层的中国人民，尽管他们文化水平低，有时很粗鲁，但他们如鲁迅所言，是真正的中国人民的脊梁。

　　他们是劳动大军，却占有最少的社会财富。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却总是被仆人捉弄，被仆人盘剥。打仗他们去保卫祖国，令贪官污吏去轻歌曼舞地去享受。你去过那些血汗工厂吗？
浅析死者人格利益之保护期（上）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死者人格利益包括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这两类利益的保护期限不同。对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保护实质上是对死者近亲属精神利益的保护，该利益保护期限为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系其生前人格权之财产权能的转化，对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的死者肖像、姓名等财产利益，可类推适用《著作权法》以死者死后50年为其保护期限；对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其他人格利益，可由法院依据社会现实作出适当判断以确定其保护期限。
现实中有关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纠纷通常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纠纷中的死者为古人，无近亲属在世，对其人格利益的侵害行为不以商品化利用为内容。例如发生在我国台湾地区的“谤韩案”。1976年，被告郭寿华撰文认为韩愈“曾在潮州染风流病，以致体力过度消耗”。原告韩思道（韩愈第39代直系血亲）以“孝思忆念”为由提起了“名誉毁损”之诉，最终得到法院支持。又如“谤孔案”。2010年，影片《孔子》因“子见南子”情节引发争议，孔健（孔子第75代直系孙）发表致导演及剧组的公开信，称该片情节明显不符史实，有损圣人形象，并提出删减有关内容的要求。第二类纠纷中的死者为近现代名人，尚有近亲属在世，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侵害行为既包括单纯侵害其人格的精神利益之情形，也包括对其人格利益商品化利用的情形。例如“陈秀琴诉魏锡林、《今晚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又称“荷花女案”），法院判决被告侵权责任成立。
这两类涉及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纠纷引出如下三个问题：一是死者的名誉、姓名等人格利益应否受法律保护？二是如果死者人格利益应受保护，其保护期限如何确定？三是上述两类纠纷中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是否相同？对第一个问题，学界普遍持肯定意见。但对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学界讨论较少，立法及司法实务亦态度未明。
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期限的决定因素之一时间因素在承认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的国家和地区，该利益保护期限的确定存在以下两种模式。
在第一种模式下，死者的近亲属为请求权人，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期限为其近亲属的生存期限。在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采“直接说”的德国，在人死亡后人格的精神利益仍继续存在，由其指定之人或一定范围的家族对加害人行使不作为请求权。而在采“间接说”的我国台湾地区，在前述“蒋介石名誉案”中，法院以“刑法”第312条“侮辱诽谤死人罪”为依据，认为保护死者名誉的目的是保护遗族对其先人之孝思追念，并进而激励善良风俗，自应将遗族对于故人敬爱追慕之情，视同人格上利益加以保护，始符合法律保障人格尊严之本旨。
在第二种模式下，死者的任一直系卑亲属为请求权人，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无期限限制。《葡萄牙民法典》第71条第1款规定：“人格权在权利人死亡后亦受保护”；第2款规定，“死者之生存配偶或死者之任一直系血亲卑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兄弟姊妹、侄甥或继承人”均享有死者人格权受侵害所产生之请求权。《巴西民法典》第12条规定，死者肖像受到侵害的，“死者配偶、直系尊亲属或直系卑亲属血亲”均享有请求权。《澳门民法典》第68条规定与《葡萄牙民法典》第71条规定基本相同。在这一模式下，由于赋予死者任一直系卑亲属以请求权，导致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不存在期限限制。
由是观之，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期限的决定性因素是时间因素，即侵权发生时距死者死亡时是否年代久远。一方面，在前述“直接说”模式下，法律保护的对象是死者自己的精神利益，通过此种保护以实现生者在生存时对自己人格尊严及人格发展之合理预期。如果死者年代久远，由于社会生活基础变动、法律价值演变等因素，必然超越生者生存时之合理预期，而无保护必要。因此，以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为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期限为其合理结论。另一方面，在前述“间接说”模式下，法律保护的对象是死者近亲属“孝思追念”的精神利益，该利益在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内受法律保护方为允当。我国台湾地区法院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对此作了精辟阐释：“依社会通常情形，咸认遗族对故人敬爱追慕之情于故人死亡当时最为深刻，经过时间的经过而逐渐减轻，就与先人有关之事实，亦因经历时间经过而逐渐成为历史，则对历史事实探求真相或表现之自由，即应优先考量。”因此，“直接说”与“间接说”虽政策取向、保护对象迥异，却殊途同归，在保护期限问题上达成相同结论。
就我国立法而言，在采取“间接说”的前提下，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期限应为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理由如下：其一，我国素有尊重先人的传统，如先人有立“德、言、功”者，必被视作家族宝贵遗产。但随着宗族社会解体，社会基本单位由宗族大家庭变为简单家庭，后人对远古先人的家族认同感已渐淡薄，况孔孟等先贤已被视作民族文化象征，虽非嫡系后人，亦不妨碍普通国人对其追思敬仰，如果将此种精神利益仅赋予特定嫡系后人，显欠允当。其二，在古代社会，家族先人的社会评价对生者的人仕、婚配乃至普通生活影响至巨，维护家族先人名誉的重要性至为明显；但在现代社会，倡导个体平等、自我奋斗等理念，在社会竞争中首重个人能力，远古先人的显赫家世已难成重要筹码。因此，对远古先人的嫡系后人来说，很难认为其享有值得保护的精神利益。其三，就近现代已故名人而言，其在世近亲属在血缘、时间等方面均与死者关系较为紧密，且死者名誉对其在世近亲属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重要影响。保护死者近亲属之人格精神利益乃“间接说”之精义，已如前文所述，不赘。其四，在司法实务上，我国台湾地区前述“谤韩案”和“蒋介石名誉案”虽均依据“侮辱诽谤死人罪”裁决，但裁判的社会评价截然相反。“谤韩案”虽原告胜诉，但被民众指为“文字狱”，甚至该案主审法官杨仁寿先生经多年反思后亦认为应通过限缩解释将原告限定在直系血亲“五服”以内。而“蒋介石名誉案”虽掺杂若干政治因素，但被学界认为系以“间接说”保护死者近亲属人格利益之破冰之作，且为利益衡量方法所得之适当结论。其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5条及《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7条规定，死者名誉或其他人格利益受侵害的，死者近亲属为适格之原告。该规定适用有年，被审判实践证明基本允当，应予坚持。
将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期限界定为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仍有以下问题需解决：有学者提出，法律应直接规定死者死亡后的一个固定年限作为保护期限，如10年、50年等。依此，死者近亲属死亡但该期限未届满者，近亲属继承人仍享有请求权。个人对此不予赞同。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实质上是对死者近亲属精神利益的保护，该精神利益具有专属性而不具可继承性，近亲属死亡即导致该精神利益丧失。该观点忽略了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在保护期限上的差异性。对已无在世近亲属的古人人格利益受侵害，是否绝对不提供救济？古人人格利益受侵害，其嫡系后人无侵权请求权，理由如前文所述。但该侵害事实若涉及其他法律规范或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自应产生相应法律后果。例如安全套生产商以孔子注册为商标，应属《商标法》第10条规定的“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依有关行政管理法产生行政责任。又如炎黄二帝被公认为民族祖先，张三以不当言辞否认该事实，以侮辱、谩骂内容加诸二帝，并广为传播造成恶劣影响；李四将《史记》自己署名出版。关于古人“名誉”、古籍署名，严格来说并非人格利益保护问题，因其已成公认之历史事实，以不当行为、不当方式篡改该事实，其性质更接近于“散布虚假信息”，而非侵害人格利益。人格权、人格利益的本旨是维护人作为法律主体的资格和尊严，古人“名誉”、古籍署名与该本旨显然相去甚远，以社会公共利益、民族共同感情为依据为其提供保护更为恰当。但应注意，所谓侵害古人“名誉”，应以极严标准认定，如主观上具有恶意、散布的内容与社会公认事实明显不符、造成恶劣影响等，可由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责任，但不宜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如果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内，对古籍作者、古人经历等提出不同观点，行为方式亦无不当，则不能认定为侵权行为。关于这类诉讼的原告，通说认为是有关国家机关、公益法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