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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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186号
《江苏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已于2002年1月17日经省人民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于2002年3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季允石
二OO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规范本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实行救助的制度。
第三条 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保障基本生活原则；
(二)属地管理原则；
(三)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第四条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和组织实施工作；财政部门应当保证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按时足额到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工会应当配合民政部门共同做好各项保障措施的衔接工作；统计、物价、审计、卫生、公安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
县级民政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以下统称管理审批机关)，负责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管理审批工作。
居民委员会根据管理审批机关的委托，承担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加强基层工作力量，建立健全基层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服务网络，为基层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配备必要的专职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
第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信息化和社会化管理进程，加快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网络建设，提高管理水平。
第二章 保障对象及其家庭收入的计算
第七条 持有本省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区分下列不同情况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的，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享受；
(二)尚有一定收入的城市居民，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享受。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的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下列收入：
(一)各类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和其他劳动收入；
(二)继承、接受赠与以及利息、红利、租金、有价证券、彩票中奖；
(三)退休金、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
(四)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
(五)其他应当计入的家庭收入。
不稳定收入按申请前十二个月的平均数计算。
第九条 赡养费、扶养费和抚养费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一)有赡养、扶养或者抚养协议、裁决的，按照赡养、扶养或者抚养协议、裁决的规定计算；
(二)没有赡养、扶养或者抚养协议、裁决的，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视为无力提供赡养、扶养或者抚养；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高出部分除以被赡养人、被扶养人或者被抚养人总数，计算得出赡养费、扶养费或者抚养费。
第十条 下列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按照国家规定领取的抚恤金、补助金、丧葬费；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对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的一次性奖励；
(三)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
(四)在校学生的各类助学金、奖学金；
(五)其他不应当计入的家庭收入。
第三章 保障资金和保障标准
第十一条 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由民政部门根据核定的保障对象及补助标准编制用款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财政预算。
第十二条 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和通过其他渠道筹集的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应当纳入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专项管理，专款专用，确保资金不被挪用和挤占。
第十三条 各级民政部门负责使用管理本级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并对下级民政部门的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制定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监督管理办法，按照民政部门编制的用款计划，按月拨付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并对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收支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第十四条 市区保障资金由市、区财政按比例分担，具体比例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决定；县(市)保障资金由县(市)财政承担。
第十五条 省级财政应当根据财力状况，每年安排一定数额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资金，用于补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财政困难地区。
第十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适当安排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经费和聘用工作人员经费。
第十七条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既保障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又有利于鼓励就业的原则，参照下列因素确定：
(一)当地人均实际生活水平；
(二)维持当地最低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费用；
(三)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四)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
(五)其他社会保障标准。
第十八条 设区的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执行；县(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县(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在同一个城市的市区内应当统一标准。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提高，依照第十七条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核定。
第十九条 特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保障待遇，按照省政府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四章 保障金的审批发放
第二十条 城市居民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家庭在职人员所在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和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家庭收入及其他证明材料，同时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
(二)居民委员会对申请人所提供的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后，提出初审意见，将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申报的材料报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
(三)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对居民委员会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核，并对申请对象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进行调查，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并报送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四)县级民政部门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对象，通知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或者居民委员会向社会公示，公示5日后无异议的予以批准，并由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或者居民委员会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经公示有异议并经调查核实确认不符合条件的对象，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 管理审批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人提出申请之日起30日内办结审批手续。
第二十二条 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家庭，其领取日期应当从批准之日的当月计算。
第二十三条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当每月按时发放保障金。保障对象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和身份证，按照规定时间、地点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
第二十四条 管理审批机关应当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分别不同对象进行定期走访、核查，并根据保障对象家庭收入和人员的变化，及时停发、减发或者增发最低生活保障金。
第二十五条 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及人员发生变化时，应当主动及时向管理审批机关申报，接受管理审批机关的核查。
第二十六条 管理审批机关应当定期公布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名单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数额，公开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规定，并公布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章 社会救助
第二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为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创造平等就业机会，或者组织其参加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
第二十八条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认真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在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税收、水、电、气等方面的社会救助政策，逐步改善保障对象生活状况。
第二十九条 社会各界应当大力开展扶贫济困活动，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提高保障对象的生活质量。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从事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管理审批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挪用、截留、扣压保障金以及擅自改变保障金发放数额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单位为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出具虚假证明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由民政部门对单位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其冒领的最低生活保障款物；情节恶劣的，处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实情、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保障对象在领取保障金期间，家庭收入或者人员发生变化，未及时报告管理审批机关，继续领取或者多领取保障金的。
第三十三条 城市居民对县级民政部门作出的不批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减发、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或者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本行政区域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或者细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2年3月1日施行。
关于印发《山东省卫生厅机关厅务会制度和厅长办公会制度》的通知
山东省卫生厅
关于印发《山东省卫生厅机关厅务会制度和厅长办公会制度》的通知
鲁卫字〔2005〕166号
厅机关各处室：
《山东省卫生厅机关厅务会制度》和《山东省卫生厅机关厅长办公会制度》已经2005年第10次厅党组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山东省卫生厅机关厅务会制度
第一条 厅务会为厅机关行政例会，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厅务会由厅长或主持工作的副厅长主持，厅长、副厅长、驻厅纪检组长、厅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各处室主要负责人为会议固定成员；巡视员、副巡视员、省保健办副主任根据需要列席相关议题。与会议议题相关的人员列席会议，在与其有关的议题讨论完毕后退席。
第二条 厅务会的主要任务是：
传达、贯彻省委、省政府重要会议和指示精神；讨论重要文件、卫生厅起草的行政法规草案，审议通过卫生厅规章；通报和部署重要卫生工作，研究卫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审议年度中心工作、年度会议计划、表彰计划和立法计划；讨论厅机关建设的重要问题；需要厅务会研究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条 提交厅务会研究的议题，必须是事关卫生工作全局的重要决策事项，或按规定必须由厅务会做出决定的事项。分管厅领导能够协调解决的问题及各处室职责范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不提交厅务会研究。有些例行事项须集体做出决定，可采取分别阅签的方式。分管厅领导和处室参加的全国性、全省性会议精神及传达贯彻意见，如无必须由厅务会决策的重要内容，可印发厅领导传阅。评比表彰类事项，一般不一事一议，可由主管处室综合调度，每半年集中研究一次。通过各种措施，努力精简厅务会。
第四条 拟提交厅务会研究的议题，由办公室主任提出初审意见，经分管厅长审查，报厅长及分管办公室工作的厅长确定。不需提交的议题退回原处室。除特殊情况外，议题应于会前3天报办公室，会前不临时提交议题。
第五条 提交厅务会研究的议题，主办处室应事先与相关处室协调一致，并经分管厅领导同意。处室协调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时，可报分管领导协调，或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协调。仍不能协调一致的，应列明各方理据，并提出主办处室的倾向性意见。
第六条 确定提交会议研究的议题材料，会前须经处室主要负责人、办公室主任、分管厅领导层层审查把关，并于会前印发厅领导准备意见。存在歧义的议题，原则上不能提交会议研究。
第七条 厅务会讨论议题，首先由主办处室汇报。汇报要实事求是，观点明确，简明扼要，分清需知悉事项和需决定事项。汇报时间一般不得超过20分钟。汇报完毕后，一般应先由分管厅领导介绍议题协调情况和对决策事项的主导意见，然后厅领导进行讨论，充分发表意见。列席会议的相关处室负责人会前参与了协调的，会上一般不再重复发表意见，只在必要时应厅领导要求，对有关事项提供咨询意见。
第八条 发言要紧扣主题，言简意赅，态度鲜明，不含糊其辞，不重复与别人相同的意见，每个议题总的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20分钟。如汇报人、发言人超过规定时间或讲题外话，主持人应予以必要的提醒。
第九条 每个议题结束时，由会议主持人综合大家的意见，形成会议决议。
第十条 机要秘书负责做好厅务会记录，并在3日内整理会议纪要，送办公室主任审核、报分管办公室工作的副厅长审定后，印发厅领导及相关处室。
第十一条 对会议形成的决议，必须坚决执行。如有不同意见，可保留或提请下次会议再议，也可以向上级反映，但没有作出新的决议之前，必须执行原决议。
第十二条 办公室负责厅务会议定事项的督查工作。有关处室应将决议执行情况在规定时限内填写“厅务会议定事项办理情况反馈单”，送厅办公室。超过规定时限未报送办理情况的，办公室向有关处室发出“厅务会议定事项催办单”，限期落实。对未落实的事项，有关处室应向分管厅长报告原因并提出处理建议。厅务会议定事项办理情况，办公室主任应定期向分管督查工作的厅领导汇报。
国际投资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展——兼论我国的应对措施
黄琳 王瑜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下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我国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国家之一，国际投资法的变化发展必然对我国外国投资法带来重要的影响。我们应研究国际投资法的发展规律,从而完善我国的投资立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际投资法 自由化 国家主权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它对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国际投资立法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分析我国外资立法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从商品贸易、资本流动到技术转移、服务贸易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各个领域都存在国际性的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是指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的相关法律的一种趋同化的过程，它是全球化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外资立法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逐步趋于一致。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来源于法律的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不是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而是指各国法律趋同化或曰统一化的过程。就国际投资法而言，全球化主要表现在：
1、 国际立法的协调。
国际投资法由国际法律规范与国内法律规范组成。从国际立法的角度看，国际投资立法相互间的协调性日趋明显。首先，边投资条约的数量迅速增加。从1994的700多个到2001已增加到1700多个。众多的双边条约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双边投资条约网，将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纳入了它的调整范围,并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使得各缔约国从中所获得的权利义务趋同化。其次，双边投资条约形式的趋同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双边投资条约的形式包括《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投资保证协定》、《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等。虽然各国的样板条款在具体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都涉及到受保护的投资与投资者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和争端的解决等问题。因此,双边投资条约形式的趋同化,有利于条约内容的协调,使各国缔结的条约内容也趋于同一化,促进国际投资法的统一,这对强化国际直接投资的保护、推动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外国投资法的移植、融合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道国的外国投资法由于政治体制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妨碍了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
90年代以前，世界上存在两大各具特色的法系：社会主义法系和资本主义法系，这两类国家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各不相同。但90年代后，苏联解体，俄罗斯、东欧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两类法系国家经济体制的趋同，使 得法律制度也表现出趋同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采取移植、借鉴的方法，将资本主义法系的一些比较成熟的规则吸收到自己的法律之中。这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各国外资立法的精神、基本原则趋于一致。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立法也存在差别。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外资立法时，倾向于对外国投资实施管制政策。为了营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掌握主动权，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等一系列决议，力图建立一套新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特别是国际投资法律制度。但这些运动不久又陷入了低潮。而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加强，特别是随着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性竞争的加剧，迫使发展中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外资立法，而采取了以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修改其外资政策与立法,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正趋于形成共同的政策标准。为了完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增强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接受发达国家的要求，外资立法中的一些内容，开始向发达国家外资立法的标准靠拢,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关于市场准入、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投资争议的解决等重大问题的规定。
国际投资法所表现出的上述全球化或曰趋同化的趋势,是国际投资法发展的必然规律。国际投资法,特别是东道国外资立法内容的不一致，必然影响投资者对其投资行为法律后果的预见，增加了投资风险，不利于一国投资环境的改善。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分工进一步加深，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且经济体制也开始趋同。这些都为国际投资法的统一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国际投资法的自由化问题
全球化的加强，除了促使国际投资法趋于统一外，还有国际投资法自由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道国的外资法、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投资公约，都显现放松对国际投资管制的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修改外国投资法，开放市场、放松管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提高外资的待遇标准，以增加吸引外资的竞争力。
1、市场准入度的提高
市场准入度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范围的不断扩大。一般而言，一国为了保证本国安全，都会对外商投资的范围、行业进行分类管制，比较成熟的做法是：将所有行业划分为禁止投资、限制投资、允许投资和鼓励投资四类。近年来外资自由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禁止、限制投资行业的范围不断缩小，允许、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则不断扩大，原来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不断向外资开放。其次，东道国的外资审批制度也在不断简化。提高市场准入度的另一表现，就是减少、取消对外国投资的履行要求。
2 、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
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国际投资立法的实践中，提出新的待遇标准，对外国投资提供更高的保护水平。公平待遇标准、最惠国待遇标准和国民待遇标准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但在近期双边投资条约及多边投资立法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投资待遇标准：“标准待遇”，“最低标准待遇”。第二，扩大已有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扩展对外国投资的保护领域。例如在早期的投资条约中，通常规定国民待遇只适用于缔约另一方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而1994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进一步扩展了国民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不仅将国民待遇扩展适用于市场准入阶段，还扩展到投资的方式、产品的销售和对投资的处置等方面。与国民待遇标准适用范围扩大相适应，最惠国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也被扩大。
国际投资自由度的提高，还表现在透明度原则的引入。在世贸组织的TRIMs协议和GATS中，都明确规定了透明度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其成员应迅速公布有关的法律、法令,以及适用的程序、行政裁决和司法决定，并履行相关的通知义务。这些规定虽没有直接赋予投资者任何实体权利，但由于增加透明度有助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因此该原则对国际投资自由化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被忽视。
三、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
虽然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主权弱化的态度不一，但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甚至推而广之，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国家经济主权被弱化却是一项不争的事实。
首先，东道国调控外资的立法权遭限制。依照传统，外国资本自进入东道国时起，应完全受东道国内国法的支配,东道国政府有权依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制定相关法律，对外国资本进行管制。但进入90年代后，这一权力明显受到双边及多边投资协议的制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市场准入问题。依传统的国际投资法，市场准入纯粹是一个国内法问题，东道国享有专属立法权，能独立决定市场准入的范围与程序，80年代之前的双边、多边投资条约均不涉及市场准入的自由化问题。进入90年代，世贸组织的GATS, 将市场准入问题纳入其规范、调整的范围, 并要求其成员通过双边或多边的谈判, 确定各自的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具体部门, 并将其写入承诺表, 使其成为ＧＡＴＳ的一部分, 产生法律强制力。因此, 东道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市场准入进行调控的能力受到的削弱。
其次, 东道国对外资的管理权也受到限制。第一, 确立高标准的外资待遇标准, 扩大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 规定“标准待遇”、“最低标准待遇”这些新的待遇标准; 第二, 要保证外国资本的自由转移。例如《多边投资协定》(草案)还进一步规定, 东道国应保证相关信息及数据的自由转移。第三, 投资争议解决的强化。传统的投资争议解决均要求首先寻求、利用东道国的当地救济, 而当代投资争议解决的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寻求投资争议的非东道国救济，投资者可绕开东道国而直接发动国际救济程序。
四、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资立法的价值取向
我国已建立并正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决定了我国必然融入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之中，而加入世贸组织则极大地加快了这一进程。国际投资法的上述变化，最终必然在我国外资立法中得到反映。为此，我国应：
1、加强全球化对国际投资法及我国法律影响的理论研究。经济全球化是时代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每推进一步，都需要有新的法律规则来规范和调整，这必然导致同传统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冲突，这就需要法学理论来解决。况且经济全球化也带有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应当认真研究，通过制定适当的法律，减少、消除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使我国能在这次全球性的投资法律调整的过程中，制定出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的投资立法，占得先机、把握主动权。
2、正确对待经济主权弱化这一问题，不能盲目地对此持抵制态度。毫无疑问，主权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没有主权，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西方学者鼓吹的“‘主权’是一个有害的字眼”，这种极端的观点固然应当摒弃，但主权的让渡与坚持国家主权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矛盾。事实上，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每一个前进的脚步中，都留有主权让渡的痕迹，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接受TRIMs协议、GATS的约束，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让渡的前提应是经过平等协商，由主权国家自愿作出的，并能从中获得某种合理的补偿。因此，对当前国际投资法领域出现的弱化经济主权的现象，我们不应持怀疑、抵触的态度，而应主动适应此种环境，寻求在此情形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策略、措施。
3、采取相关措施，适应自由化的潮流。首先应逐步开放市场，提高市场准入的程度。历史已反复证明，一味的保护并不能提高某一产业的竞争力。我们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行业进行分类，将那些能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行业列入第一类自由化产业，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延伸到此类产业的市场准入阶段；将具有一定竞争力但与大型跨国公司还存在一定差距的行业列入第二类自由化产业，而完全没有竞争力、需要暂时给予保护的行业归入第三类自由化产业,将不对外资开放的部门列入第四类非自由化产业，然后每2至3年根据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一次调整。其次，简化我国的现行审批制度，减少市场准入的阻力。我国现行的个别审查制过于严格，审批时间也较长，审批部门、环节过多，且部分审批权下放，容易引起宽严度不一的问题。具体做法可结合上述行业分类和投资方式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审批程序。对属第一类自由化产业的投资实行申报登记制，对属第二、三类自由化产业的投资，则仍实行审查制，但实行自动许可，如审批机构未在法定的审批期限内完成审批程序，该申请视为已获得许可。同时，收回下放的审批权由中央统一行使。
4、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改善我国投资环境，以增强我国引进外资的竞争力，引进我国亟需的高质量外国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仍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外资仍然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欧美外资在我国高质量的投资仍然没有满足我国的需求。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对外资保护的标准不够高，没有满足大型跨国公司的要求。
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我国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国有化及其补偿作出明确承诺，二是切实实行国民待遇。外资的国民待遇可分为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对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由于对我国的影响深远，且还不是国际义务，在完成对我国投资立法的相关改革之前，可暂不实施，但对准入后的外国投资,则应全面实施国民待遇。我国已在民事权益的保护、行政司法救济方面给外资以国民待遇，但在宏观管理方面我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应修改我国的外资立法，将国民待遇扩展到收购、企业的扩张、管理、经营、营运、销售及其他对投资的处置方面。
参考资料：
从双边投资的条约的实践看,《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至少有德国型与美国型的分别,两种类型的投资协定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
参见《多边投资协定》（草案）第四章.
李龙:《经济全球化与法学的演进》《中国法学》2002第一期.
作者简介：黄琳（1981－）,女，汉族，重庆奉节人，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4级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方向研究生。
王瑜（1981－），女，汉族，贵州毕节人，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4级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方向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