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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也需要谦抑——孙武“慎战”思想的启示

董伟


前言：

　　本文试从分析行政处罚中的不良现象入手，进而进一步阐明行政处罚行为与行政处罚目的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想从执法层面唤起大家对法的精神和执法理念的重视，使基层行政处罚工作上一个台阶。
　　孙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后人尊称其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其所著的《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他在《孙子兵法》第十二篇《火攻篇》中提到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有利不行动，不是能胜不用兵，不到危机紧迫之时不轻易开战。国君不可因愤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不可因气忿而出阵求战。对国家有利才行动，对国家不利就停止。愤怒可以恢复到欢喜，气忿可以恢复到高兴；国亡了就不能复存，人死了就不能再生。
　　孙武的“慎战”思想使笔者不由联想到公法领域所倡导的谦抑理念，尽管它们所作用的领域不同，但它们的目的是何其相似。谦抑的本意是谦逊推让，用于公法领域引申为“缩减或者压缩”之意，作为一种方法其具有基本方法论价值。而行政处罚直接牵涉被处罚人的利益，本着既要达到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又要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初衷，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乃至整个行政处罚领域中倡导谦抑理念。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认为：在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中，应慎重实施行政处罚，对行政处罚应秉持“不得已而用之”，不能处罚的一律不处罚，可处罚也可不处罚的边际，不处罚。笔者之所以要在交通行政处罚中倡导这样的理念，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在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中倡导谦抑理念,是落实社会主义法冶理念内在要求的需要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法冶理念相对于包含谦抑理念在内的其它一切执法理念而言，它是最根本性的、起决定作用的理念。而交通运输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门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赋予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执法权。而我们实施行政处罚总的原则就是从我们实施运输管理的目的，即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道路运输安全，保护道路运输有关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道路运输业的健康发展这一大局出发，在运输管理的政策、法规的范围内，尽可能的控制处罚的频率，保证整个执法活动的公平、公正，使运输管理的目的得以顺利实现。

二. 在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中倡导谦抑理念,是减少或消除处罚中滥罚现象的需要

　　交通部自更名为“交通运输部”后，运输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如何依法管理好运输市场，就成了摆在我们所有运政执法人员面前的一个现实性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赋予了县级以上运输管理机构的执法主体地位和处罚权力。在依法对运输市场实施监管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存在着滥罚的现象。以查处擅自改装车辆为例，尽管《条例》赋予了对擅自改装车辆的处罚权，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些执法部门不去调查车主擅自改装车辆的目的，不管这样的改装行为是否给运输安全带来隐患，只要发现运输车辆的实际尺寸与道路运输证或行驶证核定尺寸不符，就以“擅自改装车辆”为由对运输业户进行处罚。这既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立法精神，也损害了运政执法人员在广大运输经营业户中的形象。甚至在有些地方，以罚款论英雄，以罚款论成绩，进一步滋长了这股风气的蔓延，导致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对立情绪。如《上海市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罚款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手段，本意是为了纠正错误，但现在却变异为完成指标而罚款，甚至是为了部门创收而罚款。长此以往，对运输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我们自身顺利开展运政执法工作是不利的。笔者暂把这种现象称作为罚的“扩张”，这是与“慎罚”的谦抑理念背道而驰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更有必要在交通行政处罚领域倡导谦抑理念。

三. 在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中倡导谦抑理念,也是执法队伍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

　　思想决定行动。运政执法人员的执法理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执法活动的效果和执法人员在社会上树立的执法形象，我们运政执法人员要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冶理念为指导，本着执法为民的思想，多一些服务理念，多一些谦抑理念，少一些执罚理念，少一些急功近利思想，以运输市场秩序是否明显改善、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我们执法工作的标准，努力提升自身的法律素质和思想境界，努力塑造健康的行政人格。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经济开始复苏，运输行业慢慢回暖的时候，让我们这些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多一点仁心，多一些善举，多为我们的管理对象在组织客、货源，办理相关手续等方面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想这既是为我们的管理对象考虑，也是为我们自身的长远发展考虑。因为在运输市场这个统一体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

　　那么究竟如何增强“谦抑”理念在运政执法领域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

　　一.要充分认识到依法依规开展行政执法工作是谦抑原则适用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换句话说，要依法依规“谦抑”。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了“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凡符合条件的，执法机关就不能给予处罚。该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意味着执法人员不能罚态度款。再如我们的江苏省交通厅在继出台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免于处罚实施意见》后，又下发了《关于新增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免于处罚事项和明确部分重大交通行政处罚减轻处罚标准的通知》，在钝化社会矛盾，体现执法为民方面作出了表率。
　　二.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是处罚谦抑的决定性条件和必要保证。对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而言，对有关运输管理的法规、条文不能望文生义，而是要从立法目的和立法意图上去理解和把握，否则极容易造成执法的机械性。以查处擅自改装车辆为例，不能把“尺寸不符”作为擅自改装的唯一标准，而是要从这样的行为是否具有实际危害性，是否带来了运输安全隐患的角度来考量；再以查处黑车为例，对当事人的一次性收费行为，笔者认为，不宜按照非法经营处罚，因为认定非法经营，要以当事人经营行为的连续性、多次性、固定性、职业性为参照标准，对一次性收费行为可以记录在案，只有当事人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的认定标准，同时对经营秩序造成了破坏，才可以实施处罚。否则，将更加导致管理对象的不满情绪，增加不和谐因素。这与构建和谐的执法环境是相背离的。
　　三.适用谦抑原则不能走入误区，即作无原则的谦抑。如果我们该管的不管，该问的不问，该处罚的不处罚，该重罚的轻罚，只会使我们的运政执法工作失之于宽，这同样背离了执法的方向和根本目的，也是法律所禁止的。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谦抑”原则的深刻内涵，并将它正确运用到我们的运政执法领域，我想它对提升我们运政执法的质量、树立运政执法人员的良好形象和构建和谐的执法环境都是有好处的。
　　最后，笔者总结一下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法冶理念是深深根植于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壤中的，社会主义决定了社会主义法冶理念的性质，而社会主义法冶理念又决定了谦抑理念的本质。两者统一于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因此笔者所倡导的谦抑理念应当是全体运政执法人员乃至所有行政执法人员都要树立的理念。（作者单位：盐城市亭湖区运输管理处）




如何完善我国管制刑

张玉玲 常 萍

在我国，管制是指由人民法院判决，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交由公安机关管束和人民群众监督的一种刑罚方法。我国的管制刑可以追溯到民主革命时期，它适用于“那些可以不判刑，但必须剥夺一定时期的一部或全部政治权利并加以改造的罪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79年被我国《刑法》规定为五种主刑之一，1997年《刑法》对管制刑内容进行了适当的修改，扩大了管制刑的使用范围。但我国管制刑仍有待完善，着反映在法学理论界对管制刑存废的激烈争论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微乎其微的使用率等方面。“虽然限制自由刑在一定程度上与当今世界刑罚轻刑化、开放化相协调，不过，由于当前人们的报应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惩罚犯罪的心理要求仍比较强烈，而限制自由刑的报应，惩罚功能要相对弱一些，难以满足社会对上述观念的要求。” 因此，当前我国管制刑作用的发挥有赖于人们刑罚观念之转变和相关配套措施的保障。
由于管制刑执行的开放性，行刑环境具有相对宽松性，如果没有完善的执行制度加以保障，就会使管制刑失去其作为刑罚的严肃性，从而失去刑罚的惩罚性的基本特征，使刑罚落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更无从谈起，不仅达不到设立管制刑的初衷，反而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为使管制刑在社会生活中更有效的发挥作用，本人认为应当建立、健全有关管制刑制度。
一、完善管制刑的立法
人身危险性因素是确定对罪犯是否适用管制刑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现行《刑法》对此只字未提。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刑法》中作出“管制刑，适用于罪行较轻且人身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人，人身危害性的衡量应综合犯罪人的具体涉案情况和实施犯罪时的主观方面加以考虑”的规定。这样能为法官对具体罪犯是否决定适用管制刑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依据。
二、制定管制刑执行规则或实施细则、
当前，我国《刑法》规定管制刑由公安机关执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也规定了警察有执行管制的职责，但两部法律都没有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在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权利义务，这既不利于公安机关行使执行权，也不利于保障罪犯的人身权利，更使管制刑失去作为一种刑罚应有的严肃性；同时，由于罪犯的分散性和警力的有限性，管制的很多内容需要群众的配合和监督，然而，法律对这方面却无明确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应当就管制刑的执行问题制定专门的细则和规则，明确对管制执行活动合法性进行监督的有关内容，以统一规范协调管制刑从判决 交付执行 行刑完毕 宣告解除的各个环节，实现管制执行的规范化、制度化，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管制刑执行不尽人意的状况。
本人认为，执行规则或实施细则应有的内容包括：（1）关于被管制罪犯执行期间违规或一般违法行为`加重或附加惩罚的规定。（2）关于不同情形下被处管制刑罪犯的服刑场所的规定。（3）关于执行机构和人员配备保障的规定。（4）关于专门执行机构主要职责的规定。等等。
三、 建立管制易科剥夺自由刑的制度
从国外的立法情况来看，限制自由刑与剥夺自由刑往往是配套实施的，一方面，对被处短期自由刑的罪犯，允许法官改处限制自由刑，以减少监狱羁押人数，消除剥夺自由刑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对违反限制自由刑执行的罪犯，允许法官将剩余刑期改为剥夺自由刑。如俄罗斯刑法典第53条规定：“在被判处限制自由的人恶意逃避服刑的情况下，可以用剥夺自由刑代替，其期限为法院判决所判处的限制自由刑刑期。”又如法国刑法中关于限制自由刑中的放逐规定，放逐期间，被判刑人如果潜回法国，将被视为犯有中止放逐罪，要按重罪处以拘禁。在我国管制的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罪犯逃避服管制刑，或多次违反管制内容屡教不改，或严重违反管制内容等情况，而按照法律，却又无法进行处理，使得管制刑的作用大大降低。为了提高管制刑的实行效果，保证管制刑能够切实得到执行，必须对管制刑执行给予一定的权威保障。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关于限制自由刑易科其他刑罚的制度，建议我国《刑法》作出以下规定：被管制的罪犯有逃避服管制刑的，或多次违反管制内容屡教不改的，或严重违反管制内容等情况尚不构成犯罪的，法院可以将剩余刑期根据一定合理比例，易科拘役刑或有期徒刑。从而使管制与拘役（或其他徒刑）能够相互替代，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刑罚执行的严密。
四、建管制刑与附加刑并用的机制
刑罚保持相应的强度是必要的，否则对犯罪所表现出的过度宽容会伤害社会对报应犯罪的正当感情。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适度加大管制刑的刑罚强度，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管制刑作为一种教育刑本身所具有的缺陷，实现刑罚的可感性和提高整个刑罚机制的效能。为此，我们建议在对罪犯判处管制刑的同时，还应考虑对其附加适用罚金刑或没收财产刑或限制其在一定时间内从事特殊行业或要求其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无偿性的公益劳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