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海洋督察员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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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失业保险办法（修正）
上海市人民政府


（1992年10月1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25号令发布根据1995年8月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9号令修正并重新发布 1999年4月1日起施行的沪府发7号将本文废止）


第一条 为了保障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的适用范围是：
（一）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
（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
（三）外商投资企业；
（四）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
（五）城镇私营企业；
（六）国家机关、团体；
（七）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单位。
第三条 按本办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是指具有本市城镇户口、在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单位中工作满一年，因下列原因与所在单位解除、终止劳动或工作关系并办妥失业登记手续的人员：
（一）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的；
（二）企业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三）企业濒临破产在法定整顿期间或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被精减的；
（四）企业经市、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关闭或停产而被精减的；
（五）被单位辞退、除名、开除的；
（六）在职期间被劳动教养、判刑，现被解除劳动教养或刑满释放的；
（七）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
第四条 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
（一）单位缴纳的失业保险费；
（二）失业保险基金的利息收入；
（三）失业保险基金的增值收入；
（四）滞纳金；
（五）失业保险基金不敷使用时的地方财政补贴。
第五条 单位每月应按上一年度本单位在职人员（外商投资企业按其中方在职人员）月平均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的比例缴纳失业保险费。
第六条 单位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按下列规定列支：
（一）企业在缴纳所得税前列支；
（二）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从行政费或事业费中列支。
第七条 失业保险费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统一扣缴，转存失业保险机构在工商银行开设的失业保险基金专户。因单位原因造成银行不能按期扣缴的，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对其加收滞纳金。
失业保险基金应专项储存，专款专用。
第八条 单位与在职人员终止劳动关系或工作关系后，应在两周内办妥终止劳动或工作关系手续。失业人员应在接到单位终止劳动或工作关系通知后的一个月内，向户籍所在地的区、县失业保险机构办理失业登记手续。办理失业登记手续时应递交能证明本人失业的有关证明文件和材料
。
第九条 区、县失业保险机构在办理失业登记手续时，应对办理失业登记手续人员的失业情况进行审核，在认定其确在失业并核定其应享受的失业救济期限、失业救济标准后，发给《失业证》和《失业救济领款证》。
失业人员可在办理失业登记手续后次月起，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失业人员逾期不办理失业登记手续或办理失业登记手续后不按期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作自动放弃处理。但因发生失业保险待遇争议而延误领取的除外。
第十条 失业保险期限，根据失业人员失业前的工作年限（不包括上次失业前的工作年限）计算。失业前工作满一年不足两年的，失业保险期为六个月；失业前工作满两年不足三年的，失业保险期为八个月；失业前工作满三年的，工作年限每增加一年，失业保险期增加两个月；但失业
保险期限最多不超过二十四个月。
超过失业保险期限的，不再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第十一条 对失业人员给付失业救济金的办法为：失业期间第一个月至第十二个月，每月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七十五给付；第十三个月至第二十四个月，每月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六十给付。
第十二条 失业人员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间患病的，可在户籍所在地的地段医院或市、区、县失业保险机构指定的医疗机构就诊，并可向失业保险机构申领所发生医疗费用百分之七十的医疗补助费；医疗费用较大、本人承担有困难的，可向失业保险机构申请增加医疗补助费。但因违
反国家计划生育规定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不给予医疗补助。
第十三条 失业人员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间死亡的，由户籍所在地的区、县失业保险机构按国家对在职人员死亡后的待遇向其家属给付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的抚恤费和救济费。
第十四条 失业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向户籍所在地的区、县失业保险机构申请临时补助，经审核批准后，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六十给予一至六个月的临时补助：
（一）按规定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但生活确有特殊困难的；
（二）失业保险期满，因患严重疾病短期内难以就业（经医院证明需要继续治疗的，可酌情延长补助期限）或因其他原因造成生活有特殊困难的；
（三）从本市农村招用的劳动合同制职工或聘用的合同制人员，按国家规定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但返回农村后暂无劳动收入、生活有特殊困难的。
按本条规定享受临时补助待遇的失业人员，可同时比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享受医疗补助待遇。
第十五条 失业人员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暂停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以后重新失业的，仍可按本办法第十条计算失业保险期限的规定，享受剩余期限的失业保险待遇：
（一）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期限不满一年的；
（二）有其他不低于失业救济金的劳动收入的； （三）被劳教、判刑的。
第十六条 失业人员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间从事个体经营或自行组织起来就业的，凭营业执照，失业保险机构可将其剩余期限的失业救济金一次性给付本人或所在单位，作为扶持生产资金。
第十七条 失业人员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停止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一）重新就业的；
（二）考入全日制中等以上学校学习的；
（三）办妥退休手续，领取养老金的；
（四）按规定享受其他社会救济的；
（五）离境、出国的；
（六）无正当理由三次拒绝接受劳动部门介绍的就业机会的。
第十八条 经市、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关闭企业的职工在待安置期间，可从失业保险基金中给付待安置救济资助金。具体办法由市劳动局另订。
第十九条 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符合国家或本市规定的退休条件的，可办理退休手续，按月领取养老金。
第二十条 开展失业人员转业训练、生产自救、职业介绍工作所需的经费，可在失业保险基金中按实支用。具体使用办法由有关部门商市财政局确定。
第二十一条 失业保险机构应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失业保险工作，所需经费可从单位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中提取，具体比例另行规定。
失业保险基金免征税、费。
第二十二条 失业保险基金实行全市统筹、分级管理。全市的失业保险基金年度支出大于收入时，应先动用历年结余；仍不敷使用时，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第二十三条 失业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应接受财政、审计和银行的监督。
第二十四条 失业人员应依法进行失业登记，申领失业救济金。对以非法手段获取失业救济金的，应追回其非法所得。
第二十五条 失业人员认为其应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受到侵害时，可按《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向其户籍所在地的区、县失业保险机构的上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失业人员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行政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失业人员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起诉。
第二十六条 市、区、县失业保险机构必须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管理、使用失业保险基金，不得擅自动用或挪用。对违反规定者，应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与企业、生产性事业单位有关的实施细则，由市劳动局制定并解释；与机关、团体、非生产性事业单位有关的实施细则，由市人事局制定并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国营企业待业保险实施办法》和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上海市专业技术人员待业保险暂行办法》同时废止。市人民政府以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规
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1992年10月15日
　 目前，广东各地法院在审理大量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普遍发现如何确定权利人遭致的实际损失，实践中尚难以拿出好的解决办法，导致法定赔偿成为侵权赔偿的主要方式，客观上制约了侵权损害赔偿力度，难以有效遏止侵权。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实际损失之所以难以确定的成因，主要由知识产权本身具有无形性，社会商业道德和诚信体系缺失，现行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赋予权利人主要的举证责任以及诉讼中确定经济损失的举证、质证、认证手段单一等造成的。笔者主张以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创新，来探索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实际损失的切实可行办法，有效解决赔偿难问题。

　　一、探索实行证据披露制度和证据妨碍制度

　　其一，结合“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有条件地试行证据披露制度。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与被控侵权人的获利状况相关的证据，如被告的真实财务账册等，处于被告掌控中，原告难以获得，可以向法院申请调取。法院强制调取这些证据的对象当然包括被告，故被告负有披露该等证据的义务。民诉法第六十五条还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根据该款规定，当任何第三方掌握了与侵权赔偿额相关的产品市场份额数据、行业利润率、许可使用费、转让费等的一般标准、惯例和行情时，其亦负有向法院披露的义务。

　　其二，探索建立举证妨碍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若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而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若权利人请求法院对被控侵权人的财务账册、电脑硬盘中的财务数据、产品库存量等进行证据保全，而被控侵权人阻挠、抗拒、破坏法院的调查或者保全行动的，可以视为被控侵权人持有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但拒绝提供，则推定权利人主张的赔偿数额成立。同时，若有证据证明被控侵权人向法院提交残缺、虚假的财务账册的，也应视为被控侵权人隐匿了对自己不利的真实证据，构成举证妨碍，推定权利人主张的赔偿数额成立。举证妨碍制度同样应规范第三人的举证妨碍行为。当负有披露义务的第三人违反披露义务，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根据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除公法责任之外，第三人因举证妨碍行为而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还应向受害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二、采取优势证据标准认定损害赔偿事实

　　其一，对实际损失难以查明，但有证据证明该损失明显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在法定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赔偿额。《证据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在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数额时，可以大胆、合理运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在法定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赔偿额。例如，在列入2009年度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之一的“道道通”电子导航地图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后认为，全国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投入的人力、物力巨大，市场利润率较高；侵权人重复侵权，恶意明显，单次侵权时间就达一年五个月，且自称连续5个季度在同类产品中市场销售占有率达50.1％、销售量占全国市场的50%，故虽然侵权损害的实际损失难以查明，但该数额明显高于法定赔偿额50万元的限额，最后判决赔偿100万元。最高院将该案选入全国十大案件的一个理由，就是判决比较好地贯彻了有关司法政策，遵循了全面赔偿原则，充分保护了权利人利益。

　　其二，将实际查明数额与酌定数额相结合计算实际损失。当事人提供了据以计算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所需的销售数量等数据，其他所需数据尚不能确定的，可以参考许可费、行业一般利润率、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等因素，酌定计算赔偿所需的其他数据，从而计算实际损失赔偿数额。例如，在浙江三维公司诉干人友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中，法院判决认为，侵权人的销售收入减去进货成本及经营成本后就可以得出销售净收益，即侵权获利。现查明侵权人销售收入减去进货成本的收益为729万余元，侵权人不愿据实提供其侵权期间经营开支的证据，但法院考虑到生产经营客观上必然存在经营成本，为公平起见，综合考量侵权人的经营规模、经营性质等因素后酌定其经营成本为200万元，从而计算其侵权获利为529万余元。法院认为，销售净收益还可以用销售收入乘以利润率来计算。若认定侵权获利为529万余元的，则可以计算出被告的平均年利润率为21%，比同类合法经营企业年利润率高出6至9个百分点。被告系侵权经营，不用支付商标许可费，其利润率高于合法经销商，合乎市场规律和生活常识，反过来也印证了侵权获利为529万余元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据此，最终判决侵权损害赔偿额为529万余元。该案较好地运用了将实际查明的侵权销售数量、行业一般利润率等与酌定的侵权经营成本、侵权利润率相结合从而计算实际损失的方法，值得推广。

　　三、建立专家证人制度

　　《证据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对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八条不但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由专业人员出庭对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而且直接规定“法庭也可以通知专家证人出庭”。这是建立专家证人制度的依据。“专家”应定位为受委托为诉讼提供或准备证据的人，而“专家在法庭上的说明和评价”，应定位为在某些职业或技术领域内拥有经验和技能的人向法院所提供的证据。专家在其委托人向他通报的或者通过检验、测量等类似手段所发现的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知识作出结论。这些结论作为证据是否可以采用，需要双方当事人的质证和法庭的认证。专家证人制度的优势在于当事人和法院不必耗费漫长的司法鉴定时间、高额费用和办理繁复的鉴定手续，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审判效率。同时，为保证专家证词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应当赋予专家证人以一定的诉讼义务及民事责任。专家作为证人，受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及《证据规定》第八十条的规范，如违反该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公法责任并以扰乱司法秩序、妨碍司法公正为由处以一定的罚金。另外，专家证人还可能就违反其与委托人之间的合约而承担违约责任；因故意出具虚假、错误的结论或其他重大过失而致他人财产损失的，还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四、完善法定赔偿制度

　　首先，法定赔偿应注重惩罚恶意侵权行为。现行法律规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适用全部赔偿原则而非惩罚性原则。但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内,对于非故意的侵权宜适用补偿性原则，而对于故意的侵权则应采用惩罚性原则。因为对前者如果采用惩罚性赔偿,无疑会加重侵害方的预防成本，限制经营行为发展。而对于后者采用惩罚性原则,则可以提高潜在侵权人的侵权成本,遏制侵权行为的泛滥。如美国法律和我国台湾的立法，都对故意侵权行为规定了可以采用远远高于非故意侵权的赔偿额度。这种做法无疑体现了惩罚性原则的精神,弥补了单一补偿性原则的不足。我们也应该借鉴国外、域外的做法，完善法定赔偿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定赔偿金补偿性与惩罚性相互结合的优势。在决定法定赔偿金时应首先查明侵权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还是过失，是重复侵权、性质恶劣还是在经营中未尽注意义务导致侵权，从而对前者判定较高数额的金额而对后者判定较低数额的金额，做到宽严适当。

　　其次，应正确理解和妥善解决在法定赔偿额适用上的“同案不同判”问题。由于裁判者的主观认识和感受有差异，故在行使自由裁量权酌定法定赔偿金时，会出现同一法院就相同诉讼标的、不同当事人作出不同数额判决的现象。但这是否就属于“同案不同判”，还应当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因为就相同标的，区别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经营主体各自经营规模进行酌情判决，这本身就符合实质上的公平和办案的精细化标准。

　　再次，建立适用于群体性侵权案件的法定赔偿金制度。群体性侵权指大量制造、销售侵权产品以及公众大量消费盗版、假冒等侵权产品的现象。面对群体性侵权，权利人可能会就同一标的选择在不同地区法院，针对相同或不同侵权人进行多个案件的诉讼。问题是，在后判决的案件应否再判决赔偿，是否存在重复赔偿，对此有很大争议。有意见认为，权利人在全国范围内起诉不同侵权人，数个案件的法定赔偿金相加，获赔金额“可能”早已超过侵权损失。故先起诉A侵权的案件获判赔后，后起诉B侵权的案件可以考虑不再判赔。笔者认为这种意见值得商榷。因为这种“权利人获得的赔偿可能早已超过侵权损失”的结论本身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更没有经过科学计算，属于主观猜测。不同侵权人之间的行为和这些行为各自对权利人造成的侵权损失均不能互相取代和重合。如果认为先起诉A的案件获赔后，后起诉B的案件可以不判赔的，无异于法律和司法者对于不同人有不同的执法标准，也无异于告诉社会和公众在后侵权的人“放手去做”，不会有任何不利后果，这是非常有害的。

　（作者单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