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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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
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1〕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西藏、宁夏、青海省（自治区）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经国务院批准，现将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个人将购买不足5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二、上述普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的标准、办理免税的具体程序、购买房屋的时间、开具发票、差额征税扣除凭证、非购买形式取得住房行为及其他相关税收管理规定，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26号）、《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建设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5〕89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税收政策执行中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172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通知自发文次日起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57号）同时废止。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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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指有监督权的机关或组织或者当事人认为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发动或申请再审，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其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实事求是、司法公正的司法理念。这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司法实践中过分强调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和“有错必纠”，而忽视了民事判决的既判力，使得审判监督程序在操作运行中不仅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反而产生了相应负面影响。为此，在遵循既判力理论基础上如何完善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平衡两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既判力理论概述
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之一。一般认为，既判力是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是指确定判决对诉讼标的之判断对法院和当事人产生的约束力。确定判决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的概念，在我国通称为生效判决。遵循既判力理论可以有效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实现国家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和维护法律状态的稳定性，减少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资源，进而实现诉讼效益。
既判力的本质实际上是关于确定判决为什么具有既判力，或者说确定判决具有既判力的根据是什么的问题。既判力本质上是民事诉讼法上的效力，其依据在于国家的审判权，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既判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判力的消极作用，即判决确定之后，当事人不能在后诉中提出与前诉判决中所判断的事项相反或相冲突的主张和请求，法院也应当排除违反既判力的当事人的主张和提出的证据；二是既判力的积极作用，即后诉法院应当尊重前诉法院的判断，后诉法院的审理和判断应当以产生既判力的前诉判断为前提。两者相互弥补，完整地构成了既判力的拘束性内容。这种作用或效果在少数情况下意味着即使确定的判决本身有误，制度上的要求仍是宁愿忍受错误判决所带来的代价或牺牲纠正谬误而能够获得的利益，也要使既判力得到贯彻。
就我国大陆地区而言，既判力理论在立法和司法中经受了长期的冷遇。立法上，《民事诉讼法》第141条和第158条虽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但是，关于判决、裁定应当具有哪些法律效力的问题却并未明确规定，判决的既判力问题更是付之阙如。而且，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设置有较为宽松的再审制度，因而在事实上，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既判力问题的态度较为轻视。实践中，既判力问题遭受到了更大程度的轻视，同一个案件被反复多次进行审判是司空见惯的事。更为严重的是，法院、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人大、某些党组织等各种各样的机关和组织以及其领导人都可以对判决提出异议乃至于进行干涉，从而使判决很难产生既判力之效果。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法院先后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或者对于相互具有牵连关系的两个案件，后诉法院完全抛开前诉法院的判决而作出与其存在冲突的判决。
二、我国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它对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依法纠正错案，提高办案质量和法官的业务素质等，都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因过分强调追求案件“客观真实”和“有错必纠”，较少考虑判决的既判力，使得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启动再审程序主体的规定多元化。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再审程序、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发起再审程序，但发起再审程序的主体对生效裁判是否“确有错误”，决定是否启动和发起再审程序标准不一，造成不同主体提起再审的可能性加大。
（二）在认定新证据方面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因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对举证期限作出明确规定，造成当事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举证，致使生效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严重导致“终审不终”的情况。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启动再审程序的依据之一就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但对于新证据我国法律却没未作出界定，使得当事人在一审、二审期间的任何阶段都可不受时间限制举出证据，甚至有的当事人将本应在一审提出的证据故意隐瞒等到二审甚至在申请再审时才举出证据，这就势必损害诉讼的公正和效率的原则与价值，使法律无法确定其最终裁决的权威。
（三）再审次数无规定，再审条件宽泛，法条规定笼统。
与举证无期限相适应，一个案件究竟应当提起多少次再审，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无作出明文规定，造成败诉方当事人可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在两年时间内可无数次提出再审申请，从而形成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之抗衡，造成“胜诉方不放心，败诉方不甘心”的局面。特别是由于法律未规定约束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上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时间与次数之权利，一个生效的案件多次被提起再审不仅是成为可能，而且大量出现在审判实践中。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和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条件的情形，均包括了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违反法定程序等多种情形，这种规定过于概括、模糊，且法条规定比较原则、不是很具体，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既增加了提起再审程序的随意性，又使再审案件的范围无限扩大，容易导致过分地强调裁判的绝对正确性，忽视了诉讼公正的相对性、诉讼程序的安定性、稳定性以及司法的被动性与中立性。这种规定往往容易给败诉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无限申请再审、缠讼不止的制度渊源，造成确定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丧失了司法终审权。
三、既判力理论指导下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思路
我国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无形中为当事人无休止的申诉大开方便之门。为此，应在遵循既判力理论基础上，对其加以完善。
（一）严格限制再审程序发动主体，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权，限制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的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就法院系统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与通行民事诉讼理论是相冲突的。法院依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自诉自审、诉审合一，不仅有悖于司法被动性和中立性的基本原则，而且也违背了审诉分离原则，由此形成了审判权对诉权的不当监督和制约。从既判力理论来看，随着生效裁判的作出，后诉法院应尊重前诉法院的判断，后来的任何裁判都不得与此确定判决的判断内容相抵触。即使判决有不当或违法之瑕疵，法院也不得自行废弃或变更，否则判决将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状况不但损害判决的安定性，而且影响法院的威信。即使通过法院再审纠正了确有错误的判决，其付出的代价也过于沉重。
同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未就检察院提起再审的范围作任何限制，不仅有违当事人私权自治原则，而且打破了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不利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既判力角度来看，由于检察院就其认为有错误的生效裁判享有再审启动权，不仅增加了生效裁判的不稳定性，加剧了法的不安定性，也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严格限制再审程序发动主体，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权，限制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的范围。
（二）必须贯彻举证有限原则。
举证有限是指当事人在法定的诉讼期间内依法向人民法院举出与案件有关的一切证据，超过时限举证将承担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的法律后果。证据是决定案件的性质是非之关键因素，正因为诉讼证据的不断出现，导致当事人无限的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也无限的启动再审程序，这样，则会使许多合法权益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悬置状态的不定地位，势必引起社会关系紊乱，危害社会稳定。因此，确定举证有限原则，具有重要的司法价值，它是贯彻诉讼的时效与经济原则，可节约诉讼成本，能更好地贯彻执行诉讼程序公正的原则。
贯彻举证有限原则后，要求新证据应在一定时间内举出，即证据是由于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无法在限定的期限内举证的，或者再审申请人以前不知或不能知道的足以推翻原裁判的证据，或者裁判后获取得当时举证不能的证据，或者在原审程序中未发现的证据，或者经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亦未调取的证据。如果查明再审申请人在原判应当举证而故意隐瞒不举证的，在申请再审时，应视其为已放弃举证权利，其举证一般不予认定为新证据；如果举出的所谓新证据明显不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也不能认定为新证据；如果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已举出该证据，但原审在庭审中没有加以质证，而该证据又严重地影响案件的实体判决结果，应视为新的证据。
（三）明确规定再审条件的具体标准。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对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的条件作出规定，但该条文规定比较原则、且概括、模糊和笼统，造成审判实践中很难掌握。因此，有必要对该条再审条件的内涵与标准进行完善：1、关于对再审申请人所举出的新证据如何认定的问题，如前面（二）所述（略）。2、关于原判在认定事实上主要证据不足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不足；（2）证明案件事实存在证据不足；（3）证明法律关系的证据不足；（4）证明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证据不足；（5）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间接证据不足或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3、关于对原判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适用法律条款方面的错误；（2）适用法律条款的内容解释方面的错误；（3）因案件事实没有实体法规范，类推法律不当或适用法律原则不当的错误；（4）应当适用特别法而适用普通法方面的错误；（5）适用失效法律的错误；（6）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规定的错误。4、关于对原判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合议庭组成不合法的；（2）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3）或者没有依法传唤或通知当事人的；（4）证据取得不合法或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5）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6）未按规定送达，即缺席审理和判决的；（7）依法应当公开开庭审理而没有公开开庭审理的；（8）违反受理案件管辖规定的。同时，对于“确有错误”的内涵与标准，应当明确界定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冤假错案。只有明确规定再审条件的具体标准和界定确有错误的内涵，才能在审判实践中准确地适用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确保生效裁判文书的稳定性。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诉讼程序，既要借鉴外国的经验，又要考虑我国的国情，本文仅就部分比较基本的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尚有待于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进一步检验、论证。
参考文献：
论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环境资源保护法的完善
张安腾*
一、引言
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环境和发展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课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随着一场与工业革命意义同样重大的“环境革命”的诞生，环境资源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正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从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最快的法律之一。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环保法是多部门法发展的结果，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发展，不仅使其成为环境法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使其原理成为环保法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
我国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随着我国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不仅给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带来空前繁荣，也造成了许多环境问题。一方面使原本某些方面的立法空白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也使得原本环境法体系中的一些内容因不适应当前的形势而亟待修改。1下文将就我国现行的环保法的体系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及产生这些缺陷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并提出有关建议，以期不断完善我国的环保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二、环保法体系的缺陷及原因
关于我国环保法体系的划分方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普遍都认为环保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并形成了以宪法关于环境资源保护规定为基础，一综合性环境基本法为核心，其他相关部门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为补充，以及包括污染纺织、自然保护、环境纠纷处理、损害救济、环境管理组织等内容的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环境标准组成的体系。2但由于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产生新的环境问题，且我国的环保法体系相当一部分带有浓厚的计划体制色彩，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上述这些缺陷日益阻碍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迫切要求加大力度完善我国的环保法体系。以下将从这些缺陷产生的原因出发，分别论述之：
㈠、体系外部原因所带来的缺陷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新的环境资源保护关系不断出现，必然要求新的环保法的制定实施，再继之便是环境司法要适应新的环保法体系的要求。体现在外部层次上，即为立法上的空白，亦可称为滞后性。所谓滞后性，指环保法在时间上总是落后于环境问题的要求及实践发展。滞后现象已为各国环境法的发展历史所证明。有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种滞后性：3⑴、国家权力观念。环境问题只有发展到影响社会安定和发展时才成为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对象。⑵、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和环境意识。一般说来，环境意识落后于环境问题的发展程度，而环境意识在行政管理领域又直接制约着管理制度，这必然带来滞后性。⑶、反馈机制自身的限制。系统的复杂性，反馈环节的多元化及立法程序上的时间限制都会引起这种滞后性。从解决方法上看，滞后性只能事后进行完善，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当然，立法时在现实可行性基础上充分考虑环境问题的发展趋势，使立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在实践中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
㈡、体系内部原因所引起的缺陷
从环保法体系内部来看，作为体系组成部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改变都会相应地改变环保法体系的内容和影响环保法的执行。而且，从整体上看，我国现有环保法体系的结构还不完整，子系统不周全，导致系统功能不完善，使环境资源保护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尚无适当的控制手段。具体说来有：
1、功能不协调。从实践上看，它表现为某一环境问题未被调整或进行了互相矛盾的调整，亦即有的环境法律系统间作用互相矛盾或存在空白点。初步看来，这有两个原因：⑴、系统结构不完整，某些应有的法律制度尚未确定。（这和立法的滞后性是有根本区别的）⑵、系统结构不合理，有的制度间未能很好地配合。如排无收费和水源利用政策及市政工程管理等方面就存在着配合不周的问题。
2、有的子系统不符合技术合理性。环境问题首先作为一个技术经济问题而存在，其产生原因是各类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最终解决也只能依靠技术进步。环保法要产生有效的作用，它本身必须合理，即：⑴、内容满足技术合理性。许多制度是环境保护领域内技术规范的发展，应符合环境科学的规律和要求。⑵、结构满足操作技术合理性。环保法是通过法律对社会进行调整控制的一种工具和方法，必须有适应的结构和程序保证操作上的合理性，使之符合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一般规律。4但是，目前我国环保法在这两方面或多或少存在某些问题，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共参与问题、现场检查制度问题、“三同时”制度问题，等等。总的看来，作为技术性很强的环保法，在我国并未体现出这一特点，而更多的是一般的原则制度的规定。
三、环保法体系的完善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这段期间也是政治、经济、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环境立法问题就在这高度变迁的时空中，不断受到试炼，不断受到调适。由此而形成的环保法，也就因而带有浓厚的动态气息。现阶段完善我国的环保法，应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㈠、环境立法对完善环保法的前提作用
这里所讲的立法，仅包括制定新的法律规范。没有环境立法，就没有环保法体系，环境司法更无从谈起。因此，完善环境立法是完善环保法体系的一个前提条件。而“立法的发动、进度及内容未必单纯是事理与民意的结果，而会因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发展而有不同的演变。”5目前，尽管环境立法领域空前活跃，但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还未能完全跟上。因此，加强环境立法，完善环保法体系，促进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止污染和破坏，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鉴于环境问题的四项特色即科技关联、利益冲突、隔代平衡、国际关联，6当前加强环境立法，完善我国环保法体系，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⑴、环境立法要突出自然规律。环境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环境立法要突出自然生态规律的要求与发展。⑵、环境立法要充分体现经济规律。环境问题使经济发展的产物，各国实践证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环境立法时，要充分体现经济规律的要求，以环境保护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用法律来教育人们提高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认识，以环保来促进经济的发展。⑶、环境立法要体现“地球一体”的观点。在国际关联的特色之下，环境行政容易衍生外交、国防及国际势力介入等现象，造成环境问题的复杂化。7故环境立法应从整体角度考虑环境问题，把我国的环境问题纳入世界环境问题的范围内进行考虑。
此外，在立法的进程中，应见贤思齐，认真学习环保先进国家的制度和经验，并可以有条件地援用欧美、日本等国环境法律所通用的管制手段，以便及时、高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㈡、健全现有制度，协调体系内部的功能
1、从技术上完善现存的相关制度。这是改善环保法体系的重要措施。首先，应加大处罚力度。可适当引用不同程度的刑罚，但应认识到环境问题多元因应的执行手段中，刑罚只是其中的一种，且适用刑罚不得背离环境问题的特质与刑罚最后手段的定位。其次，应加强科技在解决环境问题的作用，事实上科技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建议在现行环保法体系的基本原则中加入“科技促进”一项，以彰显科技的重要性。再次，“公共参与”这一原则在立法中虽得到体现，但在现实的决策运行中，却往往抛开公共力量而自行决策，或多或少地损害了公共的利益。故有必要将公共参与落实到实处，如通过听证、质询、述职等途径将之制度化。但同时也应注意不宜一味主张多参与，而应在参与的时机、范围、方式与效力上，妥为规划，并由整体的角度出发，健全相应辅助措施，以免造成公共参与的错置。
2、协调各制度的功能。各制度的协调依赖于其内容衔接和控制手段的协调，即⑴、内容衔接，不留任何空白点，控制环境行为的各主要方面和环节。⑵、内容协同，功能协调，制度间不应有矛盾点。这是由环保法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具有共同目的性所决定了的。
显然，当前形势下，要完善我国的环保法体系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必须加快法制建设的进程，以求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
*作者单位：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
1 韩德培著：《环境保护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三版第61页。
2 陈泉生著：《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55页。
3 胡保林、曹叠云、杨延华著：《环境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第74页。
4 胡保林、曹叠云、杨延华著：《环境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第78-84页。
5 叶俊荣著：《环境政策与法律》，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4月第一版第73页。
6 叶俊荣著：《环境政策与法律》，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4月第一版第88-91页。
7 叶俊荣著：《环境政策与法律》，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4月第一版第90页。
一、既判力理论概述
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之一。一般认为，既判力是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是指确定判决对诉讼标的之判断对法院和当事人产生的约束力。确定判决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的概念，在我国通称为生效判决。遵循既判力理论可以有效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实现国家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和维护法律状态的稳定性，减少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资源，进而实现诉讼效益。
既判力的本质实际上是关于确定判决为什么具有既判力，或者说确定判决具有既判力的根据是什么的问题。既判力本质上是民事诉讼法上的效力，其依据在于国家的审判权，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既判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判力的消极作用，即判决确定之后，当事人不能在后诉中提出与前诉判决中所判断的事项相反或相冲突的主张和请求，法院也应当排除违反既判力的当事人的主张和提出的证据；二是既判力的积极作用，即后诉法院应当尊重前诉法院的判断，后诉法院的审理和判断应当以产生既判力的前诉判断为前提。两者相互弥补，完整地构成了既判力的拘束性内容。这种作用或效果在少数情况下意味着即使确定的判决本身有误，制度上的要求仍是宁愿忍受错误判决所带来的代价或牺牲纠正谬误而能够获得的利益，也要使既判力得到贯彻。
就我国大陆地区而言，既判力理论在立法和司法中经受了长期的冷遇。立法上，《民事诉讼法》第141条和第158条虽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但是，关于判决、裁定应当具有哪些法律效力的问题却并未明确规定，判决的既判力问题更是付之阙如。而且，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设置有较为宽松的再审制度，因而在事实上，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既判力问题的态度较为轻视。实践中，既判力问题遭受到了更大程度的轻视，同一个案件被反复多次进行审判是司空见惯的事。更为严重的是，法院、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人大、某些党组织等各种各样的机关和组织以及其领导人都可以对判决提出异议乃至于进行干涉，从而使判决很难产生既判力之效果。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法院先后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或者对于相互具有牵连关系的两个案件，后诉法院完全抛开前诉法院的判决而作出与其存在冲突的判决。
二、我国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它对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依法纠正错案，提高办案质量和法官的业务素质等，都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因过分强调追求案件“客观真实”和“有错必纠”，较少考虑判决的既判力，使得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启动再审程序主体的规定多元化。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再审程序、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发起再审程序，但发起再审程序的主体对生效裁判是否“确有错误”，决定是否启动和发起再审程序标准不一，造成不同主体提起再审的可能性加大。
（二）在认定新证据方面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因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对举证期限作出明确规定，造成当事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举证，致使生效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严重导致“终审不终”的情况。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启动再审程序的依据之一就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但对于新证据我国法律却没未作出界定，使得当事人在一审、二审期间的任何阶段都可不受时间限制举出证据，甚至有的当事人将本应在一审提出的证据故意隐瞒等到二审甚至在申请再审时才举出证据，这就势必损害诉讼的公正和效率的原则与价值，使法律无法确定其最终裁决的权威。
（三）再审次数无规定，再审条件宽泛，法条规定笼统。
与举证无期限相适应，一个案件究竟应当提起多少次再审，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无作出明文规定，造成败诉方当事人可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在两年时间内可无数次提出再审申请，从而形成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之抗衡，造成“胜诉方不放心，败诉方不甘心”的局面。特别是由于法律未规定约束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上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时间与次数之权利，一个生效的案件多次被提起再审不仅是成为可能，而且大量出现在审判实践中。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和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条件的情形，均包括了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违反法定程序等多种情形，这种规定过于概括、模糊，且法条规定比较原则、不是很具体，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既增加了提起再审程序的随意性，又使再审案件的范围无限扩大，容易导致过分地强调裁判的绝对正确性，忽视了诉讼公正的相对性、诉讼程序的安定性、稳定性以及司法的被动性与中立性。这种规定往往容易给败诉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无限申请再审、缠讼不止的制度渊源，造成确定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丧失了司法终审权。
三、既判力理论指导下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思路
我国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无形中为当事人无休止的申诉大开方便之门。为此，应在遵循既判力理论基础上，对其加以完善。
（一）严格限制再审程序发动主体，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权，限制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的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就法院系统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与通行民事诉讼理论是相冲突的。法院依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自诉自审、诉审合一，不仅有悖于司法被动性和中立性的基本原则，而且也违背了审诉分离原则，由此形成了审判权对诉权的不当监督和制约。从既判力理论来看，随着生效裁判的作出，后诉法院应尊重前诉法院的判断，后来的任何裁判都不得与此确定判决的判断内容相抵触。即使判决有不当或违法之瑕疵，法院也不得自行废弃或变更，否则判决将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状况不但损害判决的安定性，而且影响法院的威信。即使通过法院再审纠正了确有错误的判决，其付出的代价也过于沉重。
同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未就检察院提起再审的范围作任何限制，不仅有违当事人私权自治原则，而且打破了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不利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既判力角度来看，由于检察院就其认为有错误的生效裁判享有再审启动权，不仅增加了生效裁判的不稳定性，加剧了法的不安定性，也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严格限制再审程序发动主体，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权，限制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的范围。
（二）必须贯彻举证有限原则。
举证有限是指当事人在法定的诉讼期间内依法向人民法院举出与案件有关的一切证据，超过时限举证将承担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的法律后果。证据是决定案件的性质是非之关键因素，正因为诉讼证据的不断出现，导致当事人无限的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也无限的启动再审程序，这样，则会使许多合法权益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悬置状态的不定地位，势必引起社会关系紊乱，危害社会稳定。因此，确定举证有限原则，具有重要的司法价值，它是贯彻诉讼的时效与经济原则，可节约诉讼成本，能更好地贯彻执行诉讼程序公正的原则。
贯彻举证有限原则后，要求新证据应在一定时间内举出，即证据是由于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无法在限定的期限内举证的，或者再审申请人以前不知或不能知道的足以推翻原裁判的证据，或者裁判后获取得当时举证不能的证据，或者在原审程序中未发现的证据，或者经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亦未调取的证据。如果查明再审申请人在原判应当举证而故意隐瞒不举证的，在申请再审时，应视其为已放弃举证权利，其举证一般不予认定为新证据；如果举出的所谓新证据明显不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也不能认定为新证据；如果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已举出该证据，但原审在庭审中没有加以质证，而该证据又严重地影响案件的实体判决结果，应视为新的证据。
（三）明确规定再审条件的具体标准。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对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的条件作出规定，但该条文规定比较原则、且概括、模糊和笼统，造成审判实践中很难掌握。因此，有必要对该条再审条件的内涵与标准进行完善：1、关于对再审申请人所举出的新证据如何认定的问题，如前面（二）所述（略）。2、关于原判在认定事实上主要证据不足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不足；（2）证明案件事实存在证据不足；（3）证明法律关系的证据不足；（4）证明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证据不足；（5）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间接证据不足或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3、关于对原判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适用法律条款方面的错误；（2）适用法律条款的内容解释方面的错误；（3）因案件事实没有实体法规范，类推法律不当或适用法律原则不当的错误；（4）应当适用特别法而适用普通法方面的错误；（5）适用失效法律的错误；（6）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规定的错误。4、关于对原判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合议庭组成不合法的；（2）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3）或者没有依法传唤或通知当事人的；（4）证据取得不合法或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5）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6）未按规定送达，即缺席审理和判决的；（7）依法应当公开开庭审理而没有公开开庭审理的；（8）违反受理案件管辖规定的。同时，对于“确有错误”的内涵与标准，应当明确界定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冤假错案。只有明确规定再审条件的具体标准和界定确有错误的内涵，才能在审判实践中准确地适用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确保生效裁判文书的稳定性。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诉讼程序，既要借鉴外国的经验，又要考虑我国的国情，本文仅就部分比较基本的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尚有待于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进一步检验、论证。
参考文献：
论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环境资源保护法的完善
张安腾*
一、引言
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环境和发展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课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随着一场与工业革命意义同样重大的“环境革命”的诞生，环境资源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正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从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最快的法律之一。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环保法是多部门法发展的结果，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发展，不仅使其成为环境法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使其原理成为环保法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
我国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随着我国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不仅给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带来空前繁荣，也造成了许多环境问题。一方面使原本某些方面的立法空白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也使得原本环境法体系中的一些内容因不适应当前的形势而亟待修改。1下文将就我国现行的环保法的体系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及产生这些缺陷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并提出有关建议，以期不断完善我国的环保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二、环保法体系的缺陷及原因
关于我国环保法体系的划分方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普遍都认为环保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并形成了以宪法关于环境资源保护规定为基础，一综合性环境基本法为核心，其他相关部门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为补充，以及包括污染纺织、自然保护、环境纠纷处理、损害救济、环境管理组织等内容的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环境标准组成的体系。2但由于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产生新的环境问题，且我国的环保法体系相当一部分带有浓厚的计划体制色彩，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上述这些缺陷日益阻碍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迫切要求加大力度完善我国的环保法体系。以下将从这些缺陷产生的原因出发，分别论述之：
㈠、体系外部原因所带来的缺陷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新的环境资源保护关系不断出现，必然要求新的环保法的制定实施，再继之便是环境司法要适应新的环保法体系的要求。体现在外部层次上，即为立法上的空白，亦可称为滞后性。所谓滞后性，指环保法在时间上总是落后于环境问题的要求及实践发展。滞后现象已为各国环境法的发展历史所证明。有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种滞后性：3⑴、国家权力观念。环境问题只有发展到影响社会安定和发展时才成为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对象。⑵、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和环境意识。一般说来，环境意识落后于环境问题的发展程度，而环境意识在行政管理领域又直接制约着管理制度，这必然带来滞后性。⑶、反馈机制自身的限制。系统的复杂性，反馈环节的多元化及立法程序上的时间限制都会引起这种滞后性。从解决方法上看，滞后性只能事后进行完善，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当然，立法时在现实可行性基础上充分考虑环境问题的发展趋势，使立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在实践中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
㈡、体系内部原因所引起的缺陷
从环保法体系内部来看，作为体系组成部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改变都会相应地改变环保法体系的内容和影响环保法的执行。而且，从整体上看，我国现有环保法体系的结构还不完整，子系统不周全，导致系统功能不完善，使环境资源保护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尚无适当的控制手段。具体说来有：
1、功能不协调。从实践上看，它表现为某一环境问题未被调整或进行了互相矛盾的调整，亦即有的环境法律系统间作用互相矛盾或存在空白点。初步看来，这有两个原因：⑴、系统结构不完整，某些应有的法律制度尚未确定。（这和立法的滞后性是有根本区别的）⑵、系统结构不合理，有的制度间未能很好地配合。如排无收费和水源利用政策及市政工程管理等方面就存在着配合不周的问题。
2、有的子系统不符合技术合理性。环境问题首先作为一个技术经济问题而存在，其产生原因是各类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最终解决也只能依靠技术进步。环保法要产生有效的作用，它本身必须合理，即：⑴、内容满足技术合理性。许多制度是环境保护领域内技术规范的发展，应符合环境科学的规律和要求。⑵、结构满足操作技术合理性。环保法是通过法律对社会进行调整控制的一种工具和方法，必须有适应的结构和程序保证操作上的合理性，使之符合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一般规律。4但是，目前我国环保法在这两方面或多或少存在某些问题，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共参与问题、现场检查制度问题、“三同时”制度问题，等等。总的看来，作为技术性很强的环保法，在我国并未体现出这一特点，而更多的是一般的原则制度的规定。
三、环保法体系的完善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这段期间也是政治、经济、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环境立法问题就在这高度变迁的时空中，不断受到试炼，不断受到调适。由此而形成的环保法，也就因而带有浓厚的动态气息。现阶段完善我国的环保法，应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㈠、环境立法对完善环保法的前提作用
这里所讲的立法，仅包括制定新的法律规范。没有环境立法，就没有环保法体系，环境司法更无从谈起。因此，完善环境立法是完善环保法体系的一个前提条件。而“立法的发动、进度及内容未必单纯是事理与民意的结果，而会因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发展而有不同的演变。”5目前，尽管环境立法领域空前活跃，但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还未能完全跟上。因此，加强环境立法，完善环保法体系，促进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止污染和破坏，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鉴于环境问题的四项特色即科技关联、利益冲突、隔代平衡、国际关联，6当前加强环境立法，完善我国环保法体系，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⑴、环境立法要突出自然规律。环境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环境立法要突出自然生态规律的要求与发展。⑵、环境立法要充分体现经济规律。环境问题使经济发展的产物，各国实践证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环境立法时，要充分体现经济规律的要求，以环境保护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用法律来教育人们提高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认识，以环保来促进经济的发展。⑶、环境立法要体现“地球一体”的观点。在国际关联的特色之下，环境行政容易衍生外交、国防及国际势力介入等现象，造成环境问题的复杂化。7故环境立法应从整体角度考虑环境问题，把我国的环境问题纳入世界环境问题的范围内进行考虑。
此外，在立法的进程中，应见贤思齐，认真学习环保先进国家的制度和经验，并可以有条件地援用欧美、日本等国环境法律所通用的管制手段，以便及时、高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㈡、健全现有制度，协调体系内部的功能
1、从技术上完善现存的相关制度。这是改善环保法体系的重要措施。首先，应加大处罚力度。可适当引用不同程度的刑罚，但应认识到环境问题多元因应的执行手段中，刑罚只是其中的一种，且适用刑罚不得背离环境问题的特质与刑罚最后手段的定位。其次，应加强科技在解决环境问题的作用，事实上科技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建议在现行环保法体系的基本原则中加入“科技促进”一项，以彰显科技的重要性。再次，“公共参与”这一原则在立法中虽得到体现，但在现实的决策运行中，却往往抛开公共力量而自行决策，或多或少地损害了公共的利益。故有必要将公共参与落实到实处，如通过听证、质询、述职等途径将之制度化。但同时也应注意不宜一味主张多参与，而应在参与的时机、范围、方式与效力上，妥为规划，并由整体的角度出发，健全相应辅助措施，以免造成公共参与的错置。
2、协调各制度的功能。各制度的协调依赖于其内容衔接和控制手段的协调，即⑴、内容衔接，不留任何空白点，控制环境行为的各主要方面和环节。⑵、内容协同，功能协调，制度间不应有矛盾点。这是由环保法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具有共同目的性所决定了的。
显然，当前形势下，要完善我国的环保法体系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必须加快法制建设的进程，以求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
*作者单位：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
1 韩德培著：《环境保护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三版第61页。
2 陈泉生著：《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55页。
3 胡保林、曹叠云、杨延华著：《环境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第74页。
4 胡保林、曹叠云、杨延华著：《环境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第78-84页。
5 叶俊荣著：《环境政策与法律》，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4月第一版第73页。
6 叶俊荣著：《环境政策与法律》，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4月第一版第88-91页。
7 叶俊荣著：《环境政策与法律》，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4月第一版第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