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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法系用益权概念解读
　　　　　　　　　　　　　　－－从罗马法到《澳门民法典》的考察

　　　　　　　　　　　肖俊 厦门大学法学院 博士

　　内容提要: 对于用益权定义中“物的本质”存在着多种解释，它在不同的理论中分别意味着“形态”、“实质”以及“经济用途”。《澳门民法典》同时采用了这三个要素来界定用益权，但忽略了其中存在的冲突与重迭。通过对用益权概念从罗马法到当代民法的考察，可以发现遵循物的经济用途是最有效的界定模式。


引言
　　《澳门民法典》第1373条规定了用益权的定义：“用益权系指对属于他人之一物或一项权利在一段期间内全面享益，而不改变其形态和实质的权利”。{1} 在这个定义中，“不改变形态和实质”这一限制条件对平衡用益权人和所有权人的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权利人可以对物或者权利进行全面使用和收益，但负有不改其形态和实质的义务，因此在用益权结束后，所有权人可以获得没有受到减损之物。
　　但问题是：如何界定用益物的“形态”和“实质”？这是一对哲学内涵很重的词语，含义宽泛，确定它们在用益权中的具体含义，使之足以明晰地作为用益权人的行为规范，是理解这一规则的首要问题。对它们的界定还涉及到其他条文的解释问题。第1382条提到用益权的行使问题，必须顾及“该物或权利之经济用途”。{2} 既然1382条和1373条都是关于用益权行使的问题，那么该如何分清“不改变形态和实质”与“顾及经济用途”两者的关系？同样涉及这一问题的还有第1384条，它谈到用益权人对于客体改良限制包括了：外形、实质和经济用途三要素。{3} 同样是针对用益权的权限，为什么在定义中以“不改变形式和实质”为标准，在行使中以“经济用途”为标准，而用益物的改良却是以“不改变物的形态、实质或者经济用途”为标准？
　　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在于梳理三者关系，为用益权概念确立一个核心的界定标准，使得权利人可以有效利用物，同时能够保障所有权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罗马法的起源入手，分析传统用益权概念的内涵；其次，研究现代大陆法系民法典对它的继受、解释和修正，最后，在此基础上，梳理澳门民法典第1372条、第1382条以及1384条之间的关系，为用益权概念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罗马法中用益权概念的辨析
　　（一）对文本 D.7, 1, 1的还原
　　《学说汇纂》第7卷“论用益权（De usu fructu）”的第一个文本（D.7, 1, 1）即是关于用益权的定义：“用益权是对他人之物进行使用收益，并保持物的本质的权利。”{4} 它摘录自古典时期的法学家保罗（公元3世纪，塞维鲁斯皇帝时期的法学家）的作品《维特流斯评注》，因而也被看作是罗马古典法学家对于用益权所作定义。{5}
　　但当代意大利罗马法学者迪．马佐（Di Marzo）经过考据，认为这一文本受到了后来编撰者的添加（公元5世纪初）。D.7, 1, 1的拉丁文表述是：“Usus fructus est ius alienis rebus utendi fruendi salva rerum substantia”，从行文的风格上看，它存在着这样的疑点：紧随在第一个 rebus（拉丁语res的夺格，“物”的名词）之后，又出现rerum（res的属格，表示“物的”），有赘述的嫌疑，可能经过了编撰者特里波尼安的添加。与此同时，与保罗同时代的法学家乌尔比安有近似文本留存：“根据市民法，只有在享用中能保持其本质的物才能被遗赠用益权”（Ususfructus legari potest iure civili earum rerum, quarum salva substantia utendi fruendi potest esse facultas）。其中，他用代词quarum（表示“它的”）来替代之前的rerum（res的属格，表示“物的”），行文简洁，更符合古典时期的文风。{6}
　　在乌尔比安的文本中“保持物的本质”仅仅指的是物的客体是不可消费物，不随着使用而消灭，并非如现代所理解的一样是对权利的限制。当代意大利罗马法学家格罗索（Giusseppe Grosso）认为，优士丁尼的编撰者如此修改保罗文本的原因是：在古典法中，用益权是通过程序中所规定的套语de usus fructu（使用与收益）来理解，但是在优士丁尼法中，程序诉讼已经消灭，用益权的内涵不再通过诉讼模式予以确定，有必要从实体权利的角度来把握它，因此编撰者们选择对保罗的文本进行改造。{7}
　　（二）罗马法中用益权的限制模式研究
　　问题是，在《学说汇纂》中，“保持物的本质”这一术语从来没有用来解决任何有关用益权的实际问题。通过对《学说汇纂》第7卷各个文本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罗马法学家善于为每一种客体确定用益权的权限，无论是房屋、树木、还是奴隶，他们都能为之划定使用和收益的范围。在判断是否滥用用益权的思考中，法学家主要采用了这两种标准：
　　第一，不改变外形。它指的是用益权人的使用收益以不影响物的外形为限。这典型地体现在房屋上，禁止用益权人改变房屋的结构：（1）禁止改变房屋的外形，禁止加高，即使这不会损害到房屋的采光；（2）不能改变内部格局，不能打通或者分割房屋，设置过道，改建大厅等基本的结构形式；（3）增加门和窗户。甚至为它进行有益的装修也是不允许的，内拉蒂（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法学家）说到：因为即使这改善了物的状态，使得房屋变得更好，但根据他的权利，他是不能如此行事，更新与把物保持在良好的状态是不同的（D.7, 1, 44）他还说“即使把物的外形改变的更好，也是对它的破坏。（D.7, 8, 23）”
　　第二，不改变用途。这是另外一种限制模式，它要求用益权人必须按照原所有权人的行使方式来使用收益。乌尔比安说：“不能滥用被遗赠了用益权的奴隶，必须根据他们的属性（secondum codicionem eorum）进行使用。因为，如果把一个书籍抄写员送到乡间去运送大堆的石灰，让演员去澡堂工作，让作曲家看门，或者来自运动场的角斗士清扫公告厕所，这被看作是对他人所有物的滥用。（D.7, 1, 15, 1）”类似的情形还有，住宅只能居住不能被该做驿站（D.7, 13, 8），林荫道只能用来散步，而不能被用来种菜（D.7, 13, 4）。如果用益权人将一匹赛马作为驮马出租，获得的租金不属于孳息，而且会导致用益权消灭（D.7, 1, 13, 7）。
　　显然，在后一种标准下，权利人的权限范围更大。而在经济用途作为标准的情形下，用益权人可以为提高物的价值而对物进行部分的改变，只要不损害物的经济用途即可，但前者却禁止改变。因此如果一块农地下埋藏着矿藏，乌尔比安认为用益权人可以进行开发。{8}在对矿藏的开发中，用益权人就不仅是单纯的使用收益土地，而且涉及到了部分处分权能。与此类似的情形是对于衣服的用益权。古典法学家彭波尼（公元2世纪中后期的法学家）说在用益权结束后，如果衣服磨损了，在他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返还了这件破旧的衣服后，就不用承担责任（D.7, 9, 9, 3）。由此可见，在很多情况下，物的形态是可以改变的，只有经济用途才是唯一的限制标准。
　　当代的罗马法学者认为，这两种标准体现出了不同时期罗马法学家对用益权认识的差异。前者代表了一种共和晚期的法学思想（公元前1世纪左右），那时对于用益权的限制更为严格；而乌尔比安的观点则体现了在三个世纪之后的用益权的发展情形，在塞维鲁斯皇帝时期，这种严厉的限制已经被打破，只要求用益权人不改变物的经济用途即可。{9}
　　二、法国民法典对于 D.7, 1, 1的继受与解释
　　（一）法国民法的继受与解释
　　虽然能够从具体的案例中归纳出罗马法用益权的权限范围，但事实上罗马人的文献中并没有一般性地概括出“保持用途”或者“不改变外形”这类说法。因此尽管D.7, 1, 1这个概念没有实际的操作意义，但它所采用的属加种差的结构，满足了现代民法典所追寻的理性表达，因而倍受推崇。《法国民法典》完全接受这一定义模式，其578条规定：“用益权是对他人所有之物，如同本人是所有人，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用益权人应负责保存物的本质（conserver la substance）。”{10} 《学说汇纂》的编撰者从来没有对什么是“物的本质”做出过解释，但随着这一概念进入民法典，现代法国法学家们不得不承担起这个任务。
　　中世纪的法学家巴托鲁斯曾经说过，根据哲学，本质使得物区别于另一个物；法学家却是通过实质性的形式来区分一物与另一物。根据这种实质性的形式，人们可以对物进行命名。所谓失去本质，即是物失去原来的名称而转变为另一种名称。{11} 在巴托鲁斯的理论中，在用益权中所谓的本质与其在哲学上的含义是不同，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实质性的形式”，因为它决定了社会对于物的认识，当物的实质外形改变就会获得不同的社会认知，其本质就改变了。
　　这种思路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法国的注释法学家，他们也主要是从“外在的形式”入手来理解“物的本质”。虽然从哲学意义上看，两者是截然相反的一对范畴，但从法学的角度，只有通过触手可及的外形才能把握渺不可及的本质。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各家的观点偏重点不同，有的强调物理意义上的外形，有的则侧重经济意义上的外形。
　　第一部《法国民法典》评注书的作者图里艾（Toullier）认为：在用益权中，物的本质与外形都需要保护 {12} 。随后的学者德尔文科（C. Delvincourt）和杜兰顿（F. Duranton）也持相似观点。{13} 杜兰顿说：“在用益权的定义中，本质这个词比起通常的使用有着更宽泛的意义。事实上，正如人们所看到的，用益权不该仅仅只是保持物的本质，或者说这种权利所依托的材料，没有人应该只是完整保存本质而不顾及与内在相混合的外部形体；应该保存那些有意义和价值的材料和属性，因此，也应该同样保护外形，虽然外形不是本质；但是物的价值常常依赖于它的外形。”{14} 与此类似的是《根据扎恰利尔方法的法国民法教程》的作者奥布瑞和劳，他们甚至略过材料与外形的思辨，直接把物的本质定义为外形。所谓保持物的本质，就是用益权人不可以改变物的外形。
　　德莫隆博（Demolombe）综合利用了各种元素来解释“物的本质”。他说：“对于法学家而言，本质是构成物体的特性的总和，这些属性使物具有一定的形态和名称它们也依此形态和名称而被归属于具有共同实质性特征的某一种类，例如房屋、钟表；总而言之，依此形态和名称，它们专门适用于某一用途，提供特别的服务以满足于人类的需要。”{15} 由此，他从物的外形和名称中推导出了用途这一要素，认为具有特定形式和名称并满足于特定的用途即是物的本质，最为深刻地勾勒出用益权的内涵。
　　（二）当代法国司法实践中的解释趋势
　　除了用益权的定义外《法国民法典》中大多数用益权的规范都来源于古典法学家乌尔比安的《萨宾评注》第17卷和第18卷的内容，所以整体上看，会出现抽象概念和具体规范间的脱节问题。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法国民法典》中。因为在具体规则中，常常是以经济用途作为用益权的限制标准。比如《法国民法典》第589条，针对可消耗物，{16} 提出了“遵循其用途”的表达：“如用益权包括虽然不是当即消耗，但因使用而逐步损耗之物，如衣服、动产家具等，用益权人有权按照此种物品的用途使用。”此外，还有与遵循经济用途相类似的，“遵循原所有权人习惯”这种表达，《法国民法典》分别在第590条、第591条、第593条和第594条就树木的采伐和矿产的挖掘提出了“遵循原所有权人习惯”的要求。而《法国民法典》第623条也规定物的外形的改变不会消灭用益权。“如果设定用益权之物一部分被毁，用益权对该物的其余部分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法国民法典》第578条规定的“物的本质”看做是物的外形和质料的话，不可避免会得出物的本质已发生改变，所以用益权应该消灭的观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官逐渐把“物的本质”解释为经济用途。比如法国最高法院第三民事庭1968年12月的一项判决认定：用益权人将用作休闲的房屋改作商业房屋，即是违反了第578条“保存物之本体的规定”的表现。{17} 相似的还有1975年6月，最高法院第三民事法庭的判决：“用益权人就本来是做其他用途的场所订立商业租约，这本身就构成对用益权目标物本体的损耗”。都是直接把物的本质（本体）看作是经济用途，甚至在客体的形态保持与经济用途发生冲突时，法官也允许用益权人改变客体以实现用益物的经济目的：“在原财产上增添新建筑并因此提高了原财产的价值，或者新建筑使原本开始但尚未竣工的楼房完工，或者扩大了原有的建筑面积，此种新建筑应视为对财产的改善。
　　三、二十世纪的用益权定义模式转向
　　（一）《德国民法典》在用益权定义上的转向
　　在用益权的界定上，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没有轻易接受传统的用益权定义模式，其第1036条第2款规定，“用益权人在行使用益权时，应维持物的原来的经营上的用法，并依适当经营的规则处置物。”{18}
　　由此可见，法典没有直接对用益权进行定义，而是更务实地在用益权的行使上来讨论限制的问题。《德国民法典》第1036提出两方面的限制，“维持物的原来的经营上的用法”和“依适当经营的规则处置物”。
　　首先，“维持物原来的经营上的用法”意味着用益权人必须以物的经济用途来确定用益权人使用收益的范围，而不是传统的保持物的本质，强调了客体的经济内涵而非物理形态。但是同一个物可能拥有多种的使用方式，那么该如何确定用益权人的权限呢？在这里，法典以原所有权人的使用收益方式为标准，类似于罗马人所说的“遵照家父的习惯”，即以所有权人的个人的主观选择而不是社会的一般标准来确定用益权客体的经济用途。因此，原所有权人的对物的用益方式划分了用益权与所有权的边界，当用益权人在此范围内对物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时，可以排除任意第三人的干涉。
　　其次，必须“依适当经营的规则处置物”。与上一条所采用的个人主观标准不同，这一标准具有社会性，是以一般人对物的使用程度为标准。它与前者并不冲突，“遵循经济用途”是为了确定用益权人的使用收益的范围，判断它与所有权的边界所在，可以对抗一切人，而“依适当经营的规则”用于调整使用收益的程度，即在由原所有权人设定的经济用途的范围内，要求用益权人必须按照一般人的勤勉注意义务使用该物，只是用益权人和空虚所有权人的义务。因为单纯地维持物的经济用途，并不能保证目标物就能够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使得所有权人在重新取回其物时能够同样有效的使用收益。比如一辆货车被设立了用益权，用益权人用以运货，这遵循了原来的经济用途，但是如果他每次载货量都超出车的承载范围，即是违反了后一个准则，空虚所有权人可以制止其如此使用。
　　由此，《德国民法典》在用益权的行使的设计上，放弃了传统“保持物的本质不变”的限制，代之以经济用途的标准，并辅以一般社会勤勉注意义务为标准，以实现保持物的利用状态的目的。
　　（二）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与新的用益权定义
　　真正为用益权带来新的定义模式是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第981条规定：“用益权人对他人之物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是应该按照该物的经济用途进行使用。”{19} 明确地用“遵循物的经济用途”替代“保持物的本质不变”来界定用益权。需要注意的是，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遵循的是法国法的定义模式，其第477条的规定：“用益权是指如同本人是所有权人，享用所有权属于他人之物的权利，但负有在材料和形式上保持物的本质的义务。”{20} 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民法学者大都遵循了法国的理论路径，把物的材料和形式看作是必须保存的“物的本质”。只有少数学者开始反思这种定义的方式，帕多瓦和博洛尼亚的教授维内西安（Giacomo Venezian）是其中的佼佼者。
　　维内西安认为，一直以来，“本质”都被看作客体自身所包含的长久不变的要素，但从法律上看，物的本质并非仅仅是包含在客体中的一种属性，而应该被看作是所有权人与用益权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表现为原所有权人所选择的经济用途，也可以表现为所有权人与用益权人合意选择经济用途，甚至是法官介入时对经济用途的选择。因此，不能把物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客观不变的属性，而要求用益权人予以保持。{21} 他写道：“如果基于用益权的主要价值，基于用益物属性的需要，或者由于非用益权人的行为导致了物的结构或者生产方式变化，在归还时，所有权人可以要求用益权人对此承担责任，但不能要求用益权人保存物的本质。对于物的变化，无论是发生了变化或者增值，他不能就此起诉。”{22}
　　在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确定了新的定义后，学者们提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与维尼西安直接批判“本质”内涵的方式不同，20世纪的意大利民法学者巴尔贝罗（Barbero）从动词的角度鉴别“遵循经济用途”和“保存物的本质”：“遵循（rispetto）这一动词说明这种限制模式依赖于主体的行为，而‘保存（conservazione）这一动词强调了目标物的物理状态，在返还时必须与原来的客体在物理条件上的相符，但事实上对于客体的控制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不是主体能够决定的。”{23}
　　基于这种理念，我们看到在《意大利民法典》中，用益权的规定有了这几个方面上的突破：
　　第一，维持概念与具体规范的一致。在《法国民法典》中，在定义中规定了“保持物的本质”而后对于消耗物、树林、又分别规定了遵循物的经济用途，但在意大利民法中，则以第981条“遵循物的经济用途”作为一个统一的标准。第二，用益物的改良。改良通常涉及到用益物的外形改变，《法国民法典》规定即使用益物的价值提升，用益权人也不得要求赔偿。（《法国民法典》第599条）；而意大利民法典则明文允许对物的外形进行改变，只要不触及用途即可，并且可以要求所有权人承担改良的费用。（意大利民法典第985条）第三，用益权消灭。在用益权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客体由于第三人或者不可抗力而受到全面损毁时，他不必承担责任的，而且用益权也没有消灭，可以延伸到赔偿金或者替代品上。这种做法完全突破了罗马
　　法到法国民法典关于用益权消灭的规定。{24} 它包括这几种情形：第一，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灭失，用益权将转移到赔偿金上。（《意大利民法典》第1017条）第二，对于毁损建筑物的地基和建筑材料使用。（《意大利民法典》第1018条）第三，如果有购买保险的话，用益权可以转移到保险人赔付的保险金上。（《意大利民法典》第1019条）第四，在被征用或者征收时，用益权转移到相应的补偿金上。（《意大利民法典》第1020条规定）。在《意大利民法典》之后，《阿根廷民法典》也接受了这种用益权不随用益物的形体消灭而消灭的规定。（阿根廷民法第2936条）
　　四、对《澳门民法典》中用益权概念的梳理与解析
　　（一）对《澳门民法典》第1373条、第1382条和第1383条的梳理
　　《澳门民法典》第1373条、第1382条和第1383条分别从三个不同的方面规定了用益权行使的限制，“形式和本质”、“经济用途”、“形式、本质和经济用途”。虽然《澳门民法典》的摹本是《葡萄牙民法典》，但经过前文的私法史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三个术语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
浅析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章建国


一、侵权责任的概念和特点

　　侵权责任又称侵权的民事责任，与债务不履行的民事责任共同构成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是指因实施侵权行为而发生的民事责任。侵权的民事责任是行为人违反消极义务而发生的责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应为而为的民事责任。在侵权民事责任发生前，行为人与权利人之间一般不存在具体的债务。
侵权责任作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当然具有民事责任的一般特点，但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民事责任的特点：
（一）侵权责任是违反法定义务的法律后果。
民事义务分为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行为人违反约定的民事义务产生违约责任，而违反法定义务则产生侵权责任。
（二）侵权责任是以侵权行为为事实根据所产生的责任
没有侵权行为，就没有侵权责任，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是不可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侵权行为是侵权责任的事实根据，而侵权责任是侵权行为的必然法律后果。
（三）侵权责任的形式不限于财产责任
　　违约责任是财产责任，与违约责任不同，虽然侵权责任的主要形式是财产责任，但是，为充分保护公民、法人的人身权利，当行为人侵害他人的人身权以后，法律也规定了一些非财产责任形式。如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
（四）侵权责任具有法定性
　　侵权责任不允许当事人事先加以约定，即使当事人事先有约定，该约定也是无效的。

二、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所应当具备的条件。行为人实施了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的行为，但只有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因具体侵权行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与归责原则、法律的特殊规定以及侵权责任的形式密不可分。所以，适用所有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不存在的，理论上，只能就一般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阐述。

（一）损害后果
　　损害后果的客观存在是确定侵权责任的首要的必要的条件。所谓损害，是指因人的行为或对象的危险性而导致人身财产方面的合法权益所遭受的不利后果。该损害是客观存在的，是侵害合法民事权益的客观后果；该损害是确定的，是已经发生、真实存在且能够认定的，包括有造成损害的现实危险性；该损害具有法律上的补救性，即补救的必要性——在量上必须达到一定程度和补救的可能性——能用一定的形式填补权利人所遭受的缺损。损害包括财产损害、人身损害、人格损害和精神损害。
（二）因果关系
　　这里所说的因果关系是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行为是导致损害的原因，损害是行为的必然结果，所要解决的是侵权责任是否成立的问题。其表现形式有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四种。至于如何确定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大陆法系多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即“无此行为，虽不必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即足以生此种损害者，是为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同时，当因果形式是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状态下，在确定因果关系时，还要充分考量损害的原因力，即哪些行为是损害的主要原因，哪些是次要原因，哪些是直接原因，哪些是间接原因，唯有如此，才能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以及责任的大小。
（三）行为的违法性
　　行为的违法性包括形式的违法和实质的违法。所谓形式的违法是指行为与法律的明文规定相抵触。所谓实质违法是指行为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实质上违法，这种行为虽然不能确定违反的具体法律规则，但它却违反了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
（四）过错
　　过错作为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一种主观条件，是行为人实施不法行为时的心理状态，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损害后果的主观态度。但是，如果要确定行为人是否存在这种心理状态却要借助于其外在表征即行为本身。过错的形式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其中，过失又分为轻过失和重大过失。如果行为人不仅没有遵守法律对其的较高要求，而且，连人们都应当注意并能够注意的一般标准也没有达到，这种过错就是重大过错。

三、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指据以确定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是侵权责任法的核心。指导并制约着侵权行为的分类、侵权责任的构成、举证责任的分担、免责条件和减轻责任的事由以及赔偿方法等等。可以说，没有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即无从确定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此错则方向错。所以，只有确立了合理的归责原则，侵权行为法才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一）归责原则的分类

　　民法理论上，由于确立归责原则的标准不同，学者对归责原则体系的构造产生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一元说、二元说和三元说。我国主流观点认为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包括如下三项：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受害人负赔偿损害的义务。”都是关于过错责任的法律规定。其基本精神是：没有过错，就没有侵权责任。因此，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是决定过错责任是否成立的必不可少的主观要件。.
　　过错原则作为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归责原则，适用于一般的侵权行为，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适用其他归责原则。
　　过错的判断标准，通常要结合主观（心理状态）和客观（行为）两个方面。可以用主观标准来认定过错的，就无需运用客观标准。只有当无法用主观标准确定故意的场合，则用客观标准来认定过错。所谓客观标准即一般人的注意标准，如果行为人只要尽到轻微的注意即可预见某种情形，但其未注意，即为有过失。但是，无论是主观标准还是客观标准，就其本质属性而言，仍然是人的主观心理状态。
　　过错程度对责任承担产生影响，侵权行为人所应负的责任应与其过错程度相一致。如《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但在多元归责原则体系下，确定责任时，除考虑行为人的过错外，还应考虑其他因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款的规定，我国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中的过错责任包括过错推定。过错推定的构成要件与一般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下的构成要件相同，即损害后果、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和过错。只不过在过错推定情形下，受害人将前三项要件举证后，法院即可推定行为人有过错，除非行为人能举证证明其主观上没有过错，否则，推定的过错成立，行为人因此必须承担侵权责任。
2、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点是在确定侵权责任时，不考虑行为人是否有过错，也无需推定行为人具有过错，但其适用范围由法律特别规定。《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是我国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
　　在无过错责任下，侵权的构成要件有三：损害后果、行为的违法性、因果关系。受害人需要就上述三项要件承担举证责任，而对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不负举证责任。除了法定的抗辩事由外，行为人不能以自己没有过错为由进行抗辩。对于免责的法定事由，必须由行为人承担举证责任。至于第三人责任，只有在侵权特别法中有规定时，方可成为行为人的免责事由，如《海洋环境保护法》中有此规定。
3、公平责任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在当事人对造成的损害都没有过错，而又不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其它两种归责原则的补充，适用范围有严格限制，且前提是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过错。《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的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都是关于公平责任原则的规定。至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8个字，可以理解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当法律规定必须补偿时，法官不能裁判让某一方承担全部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