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杨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13:56:11 浏览: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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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选举“差生”、“小偷”闹剧误区在那里？
杨涛
江西余江县的一所中学为了加强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居然要求初三年级各班“民主选举”最不守纪律的差生。此举引起了教育专家和家长的反对。(《华夏时报》2月28日)
类似这种由学生、职工进行所谓“民主选举”差生、小偷的闹剧时有发生。2月27日《北京晨报》就报道说，在日龙食品厂工作的几位工人向记者表示，自从前几天厂里丢了些东西，相关的工人不但时不时被询问，厂方还特意开会，让工人填问卷写出自己认为的可疑人选。而在去年，安徽亳州市帅威特服装技校由于不止一次发生失窃事件，学校在查无结果的情况下，举行了这样一场选举：投票选小偷！结果6位同学榜上有名，受到了处罚。
中国社会历来缺少民主的传统，所以民主之风刚刚刮来，一些人便忘乎所以，以为民主是万能，什么事都运用民主的形式来解决，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民主的误解和歪曲。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管理公共事务领导人的选拔，这是一种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事情，需要大多数人来投票来决定，以赋予其正当性和合法性。换句话说，对于公共权力的赋予和运作，需要民主作为保障程序。但是，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必须受到法治的制约，因为在一个和谐社会，多数人的决定也不能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因为即使民主程序作出的决定，也必须得到法治的制约，必须有违宪审查的机制。更何况，对于少数人权利的剥夺，根本就不是民主程序来解决的问题。因为，对于少数人权利的剥夺，涉及事实的认定、证据的采信、法律的适用，被剥夺权利人有利参与并为自己辩护，这都需要具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法官，在没有外来干扰的空间理性地认定。民主的程序，大多凭借的是民众的感性，并且人们在“广场效应”下往往容易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多数人以不理智的方式蛮横地压制少数人，最终形成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暴政”。因而，民主程序不能准确去认定一个人是否违法，就失去了其剥夺一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我们说，对于权利的剥夺，需要法律的正当程序。
因而，我们看到，如果说是选举班长、厂长，那么就需要利用民主程序，这些都属于公共权力的授予，必须要由与公共事务有切身关系的每个人参与，并由大多数人同意而决定，这样行使这些权力的领导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也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和尊重。而所谓“差生”、“小偷”，则需要证据来证明，需要一定知识、经验的人来进行理性判断，要有一个正当法律或听证程序，民主程序是不能担当的。
然而，现在一些掌有权力的人，对于选任班长、厂长这些职位的人却不采取民主程序，对于认定“差生”、“小偷”，却祭起民主程序来。这正说明了他们骨子里面根本就不讲民主，而是利用民主程序作为幌子，要么以此推卸责任，如东西丢了，本来作为管理者有责任，这一“民主”选举小偷，他们管理责任就不用追究了；要么想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用民主程序来打击对手，又显示出其合法性。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tao1991@tom.com
tao9928@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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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
江西余江县的一所中学为了加强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居然要求初三年级各班“民主选举”最不守纪律的差生。此举引起了教育专家和家长的反对。(《华夏时报》2月28日)
类似这种由学生、职工进行所谓“民主选举”差生、小偷的闹剧时有发生。2月27日《北京晨报》就报道说，在日龙食品厂工作的几位工人向记者表示，自从前几天厂里丢了些东西，相关的工人不但时不时被询问，厂方还特意开会，让工人填问卷写出自己认为的可疑人选。而在去年，安徽亳州市帅威特服装技校由于不止一次发生失窃事件，学校在查无结果的情况下，举行了这样一场选举：投票选小偷！结果6位同学榜上有名，受到了处罚。
中国社会历来缺少民主的传统，所以民主之风刚刚刮来，一些人便忘乎所以，以为民主是万能，什么事都运用民主的形式来解决，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民主的误解和歪曲。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管理公共事务领导人的选拔，这是一种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事情，需要大多数人来投票来决定，以赋予其正当性和合法性。换句话说，对于公共权力的赋予和运作，需要民主作为保障程序。但是，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必须受到法治的制约，因为在一个和谐社会，多数人的决定也不能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因为即使民主程序作出的决定，也必须得到法治的制约，必须有违宪审查的机制。更何况，对于少数人权利的剥夺，根本就不是民主程序来解决的问题。因为，对于少数人权利的剥夺，涉及事实的认定、证据的采信、法律的适用，被剥夺权利人有利参与并为自己辩护，这都需要具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法官，在没有外来干扰的空间理性地认定。民主的程序，大多凭借的是民众的感性，并且人们在“广场效应”下往往容易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多数人以不理智的方式蛮横地压制少数人，最终形成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暴政”。因而，民主程序不能准确去认定一个人是否违法，就失去了其剥夺一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我们说，对于权利的剥夺，需要法律的正当程序。
因而，我们看到，如果说是选举班长、厂长，那么就需要利用民主程序，这些都属于公共权力的授予，必须要由与公共事务有切身关系的每个人参与，并由大多数人同意而决定，这样行使这些权力的领导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也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和尊重。而所谓“差生”、“小偷”，则需要证据来证明，需要一定知识、经验的人来进行理性判断，要有一个正当法律或听证程序，民主程序是不能担当的。
然而，现在一些掌有权力的人，对于选任班长、厂长这些职位的人却不采取民主程序，对于认定“差生”、“小偷”，却祭起民主程序来。这正说明了他们骨子里面根本就不讲民主，而是利用民主程序作为幌子，要么以此推卸责任，如东西丢了，本来作为管理者有责任，这一“民主”选举小偷，他们管理责任就不用追究了；要么想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用民主程序来打击对手，又显示出其合法性。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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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学案例的一般解析规则
——司法官析案前的温故而知新 [1]
General regulations of analysis in case-teaching of law revision
beforehand for judge's analysis
范剑虹(FAN Jian-hong)
（澳门大学法学院，澳门 999078）
摘 要：本文在界定教学案例的同时，详细论述了案例的阅读、分析与推理的一般规则与方法。为中国的法学教学与法官提供一定的参考视角。(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general rules and methods of case reading, analysis and reasoning while defining case teaching. It provides a good reference value for both law teaching and judge’s work in China.)
关键词：案例解析；案例分析；推理(Key words: case reading; case analysis; reasoning)
一、导 言
一国中不同法域的司法界面临的法律问题都是相同的，但是解决的方法或思路因不同法系或不同规则的价值理念而有所不同，这里包括不同的推理方式 [2]。区际法律问题最终是为了适用一个约定的或经过识别的规则，从而公正或合理地、可持续地去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所产生的问题。假设两岸四地能够达成各种约定与识别的规则，其中包括判决与仲裁等等法律上的问题，那么在律师参与的法官的判决实践中，仍然会涉及到如同我们教学所涉及到的法律思维能力的融合或者另类的演绎。为了能保持两岸四地生态式的司法实践的更好发展，或者说能够借此推动不同法律思维解析的发展与融合，笔者通过尝试对法学教学案例一般解析规则的介绍，给法官在判案前的思路整理，提供一个大家在大学时就已知的、简单的概况，但是有时却有温故而知新的、需要实践与时间的另类参考价值。
作为法官、律师、法律顾问，其工作的重点就是做出一个法律上能够成立的决定。他们必须有能力将已存在的，而通常又是抽象的法条，适用到几乎每天都会以新的面目出现的案情之中去，并进行来回验证，必要时有所续造或者重构，而在香港可能还会更进一步地出现展示法官个人法律政策的倾向。法官一直在创设判例的平台，而律师也一直在努力地预见法律的后果（也即创设可能的判决）。大家在判决前就已努力地去得到一个预设的判决内容。这种在抽象与具体之间互相阐明的思考与推理能力的训练，在国外大学的法学院（比如德国）已极为普及，并已在法学方法教育史上具备重要的意义 [3]。
二、教学案例、案例报告以及判例的异同
（一）案例构造
就案情而言，经调查定下的案情，应该对案例鉴定解析者有一定的拘束力，教学案例与案例报告可视为已定论的案情，但必须注意这儿指的是教学案例，而不是在法院的争诉之中的案例。在法院的争诉中的案情是变动的，因为各方律师均会提出一些不同的案情细节以及相应的证据，其中均有不同的法律含义，使得案例不能成为当然的定论的案情。此外，教学案例比较简单，而判例中涉及的案情有的简单有的复杂，而案例报告提供的一定是一个综合与难度相结合的案例。
（二）教学案例与案例报告及判例的区别
1. 鉴定结构顺序
就案例的法律鉴定的顺序而言，教学案例与案例报告的鉴定顺序与判决的顺序往往相反：
判决的思路顺序往往是三步：（1）宣告法律后果；（2）提出法律后果所依据的法规以及前提条件；（3）论证。其中第2点和第3点往往是第1点（判决）的论证。因此与教学案例与案例报告不同，在判决中不能适用虚拟式的句子。
教学案例与案例报告的思路往往也包括三步：（1）针对案情提出一个假设的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请求权条款。（2）论证。这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在此需要具备在抽象与具体之间互相阐明的思考能力。（3）确定结论。
2. 鉴定要求
但是案例解析与案例报告在解析的要求上还是有异同的：
除了两者均需要将案例的解析所要求的问题作为主线之外，案例解析在方法与语言上要求准确、全面，其中既不能有废话，也不能表达不到位。通常的格言会说“不要忘记什么，也不要多说什么”（Ja nichts vergessen ? nur nicht zu viel sagen），而案例报告就需要对案例中具体的利益冲突做出详尽的具体的分析，这样的分析不能离题、不能模糊，必须能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到抽象，并且要做出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和模糊的结论；在案例解析时，仅能使用法典，且不能有页注等，而在撰写案例报告时，可以使用所有的法律文献。但是案例报告的内容往往会隐含几个在最高法院判决时遇到的难题，所以即使文献是公开的可以阅读的，然而完整地分析它，并在二至四周的时间内提交20至30页的案例报告，也绝非易事！在撰写案例报告时，为了在大量阅读文献与判例时不迷失方向，你应该先阅读一本有一定规模的法典评论。德国学生在做案例报告时，一般均将法典评论视为他们的法律圣经 [4]。当你阅读了相关的章节后，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在法典评论中提供的、对案情解析直接有关的文献的陈述上，这些文献陈述往往涉及专著、论文及判例的见解，在理解这些详细陈述后，你必须首先将不可能省略的陈述，以及对案例鉴定直接有关的陈述，在你的案例鉴定中加以引用。这儿注意不能让自己淹没在书海之中不能自拔，能在这种练习中培养自己区分（对案例解析而言）重要的文献与非重要文献的能力。
由于案例鉴定和案例报告以及判例的都是展现解决问题的思路，理性地引导读者顺着你的法律解析的思路，找到最后的结论，因而仅就这点而言都是相通的。实际上，教学案例的案情是定格的，其思路顺序也是法官与律师在研读案情时的思路顺序，只是在判决时往往先将判决结论先行提出而已，所以在学生时代做出这样的训练，就是一种法官与律师研读案情的思路训练。而在准备成为法官时，需要注意的是法庭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时的体验，以及撰写判决的格式训练。其中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在大学所学的证据学，也涉及到职业上的体验与专业上的判断力与语言素养。
三、阅读案例的一般规则与方法 [5]
由于篇幅的限制，以下论述的一般规则中的一部分内容仅适用于民事法案例的解析。
（一）仔细阅读
当一个案例放在你面前时，你必须认真，细致地阅读与理解它。那些在阅读案例时省略时间的人往往会在解析时出错。第一遍阅读时，需要了解案例中的主要情节与问题；第二遍阅读时，需要从各个当事人的利益的角度了解他们的对立的或者不同的观点，明确他们在哪些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哪些不同的要求；第三遍阅读时，需要注意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但是在法律适用中非常重要的细节。在我们的教学案例中，经常会出一些细节：比如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例中会提到作案者喝醉了，因而有人就凭这一点推定作案者无责任能力，并依次将解析答案引向错误的方向，但事实上，一个酒醉的细节的本身并不能成为无责任能力的必然结果，这里有作案时并没醉的情况，或者明知酒后驾车会撞死时还是放纵自己在开车前喝酒，从而在酒精过量的情况下过失的撞人情况，这样驾驶者就会被视为故意，而非过失；又如：“高一的学生”就隐含了他是未成年人，但他已过10岁，按照中国的民法通则第12条与第11条，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6]。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比如高一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但在教学案例的解析鉴定时以通常情况为主，否则综合性的教学案例就难以设计；又如，具体的时间与日期还会与一定的期限与时效有关；此外，而案情中提供的细节必是定格的含义。比如，“五岁的孩子将皮球投向邻居的玻璃窗，玻璃窗碎了”。这儿玻璃窗碎了，不能再去探究，五岁的孩子掷出的皮球能否真的打碎玻璃，因为教学案例的细节是设计而成的，必须定格，否则案例的解析就会处在不稳定之中。在教学案例中学生不能随便增加案例没有提供的细节，教学案例中没提供的细节就推定为没有此细节，不能去想象与推断细节，尤其是不能用法律的构成要件去引导及补充案例提供的细节，这在教学案例的定格中是不容许的；最后，比较会被忽视的细节是，当事人提出的法律观点是否包含了具有法律含义的事实（这种事实有时不易发现），比如：一种法律观点的提出是否就包含并且显示一种形成权的行使，具体说，是否表明一种意思表示因错误而撤销，是否表明一种法定的抵销，等等。在案例中，教授往往间接地提供了在法律上有意义的细节，并以此设计考核的内容，只要你从符合生活事实的角度去观察所提供的案例，将案例作为一个整体去阅读，并理解与解析细节之间的联系及本身的含义，就可避免先入为生及钻牛角尖的现象，从而为案例的鉴定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直观图解
在大学的练习或考试中任何法律案例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解析完毕，同时应该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解析案件中出现的难点。也就是说，对难点用学说与判例作深入的解析。由于时间紧，不可能一遍一遍地去阅读案例，因而应先用简单的草图构划出案例的多种不同的当事人与各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与细节，以便有自由的头脑去思考案例中出现的难点，而不必在遇到问题时再从头阅读案例。但是，除此之外，在一些涉及地域的案例中，比如交通案例、相邻权属争议案例中，还必须画出具体的草图；对于那些实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与人物比较复杂的案例，就需要用表格式的办法，按照时间的顺序列出，并将相关的地点、事件与人物附上。
（三）客观理解
客观的理解极为重要。在案例的理解与归类时，千万不要马上加上你的想法。比如，因为你处理过相类似的案件，或者阅读过相类似的判例，或者认为你熟悉的理论以及司法解释似乎可以适用，就形成你的思路。但是，实际上，这些与案例中出现的具有法律含义的细节不完全相符合。这样的微小的疏忽就可能埋下问题。而当你以后在一步步地认真解析案例时就突然会发现自己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误判。因而客观地、不加偏见地描述案例，归纳案例极为重要。
（四）细节填补
但在阅读案例时也会出现不同的难题。笔者在德国学习法律时发现有些案例在一个对法律适用非常关键的问题上无详尽的细节（这在司法实践上也常常会出现）。这种案情细节上的漏洞有时是故意设计的，有时是教授疏忽的。此时你就应该借助于接近生活情理的、非人为臆想的解释方法去理解案情，从而在必须选择的不同案情细节之间找到可信的解析，以弥补案情留下的漏洞。由于此时案情的细节的细致差异隐含不同的法律适用的后果，或隐含不同的法律含义，你一不小心就会误导你进一步对案情做出正确的解析，这时你必须先对案情明确加注你的解析理由就够了，而不要先加以推理与鉴定，这样你就可以有比较清晰的思路，而不会因不同的但又相似的案情细节导致在法律上作出错误的判断。
最后在对综合案例中提出的问题必须在以后的鉴定结果中作出明确的回答，你常常必须在不同的法学理论与观点之间作出选择，或者在不同的法律适用及法律后果的冲突中按规则作出选择，你不能给读者两个答案，让别人去判断应该用哪个答案。这是阅读理解案例之后必须心中有数的。
三、解析案例的一般规则与方法 [7]
（一）处理案例中引出的提问
注意案例最后提出的问题对于学生的解析案例很重要，这个就好象起诉者提出的诉求一样。在民商法中，尤其在民法中，案例最后的提问一般是按请求权来作出的，也就是他是否有这种要求别人作为或不作为的请求权（参阅德国民法典194条第1款），有时案例后的提问非常大，比如：请分析其法律状况（Rechtslage），此时所有参与人的请求权均须一一解析。当然有时这个“请分析其法律状况”受到前句的限制，比如：“A想知道，他有否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请分析其法律状况”，那么你不必将所有参与人的请求权均作一一解析。
（二）寻找请求权条款
要使这种审核有一定的思路可寻，那么先要弄清楚：（1）谁向谁提出请求权，要什么请求权，比如：要求付款，要求赔偿，要求交付所有权物品等等；（2）这请求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在案例中可以找到，如有多数人，先要分出二人关系，然后每一边再加上参与的人，比如：可分出甲向乙提出请求权，乙向丙提出请求权。你只要在纸上写上甲®乙，乙®丙就可以了。此外，从经济角度上，应先将那些可以互相平衡的请求权加以审核。
第二个问题是请求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要找出具有请求权的法律条款。按案例中的提问，可以解决第二个问题。而这种以请求权为基准的全面的推理解析训练在中国大陆等地区（除了台湾）都相当缺乏。那么具体地说，什么样的法律条款是请求权条款呢？这样的常用条款在大陆法系的民法法典中并不多，所以也比较容易记住。它是指那些设定了前提条件，又有法律后果的条款。比如，中国合同法第135条（出卖人的义务），还有澳门民法典第477条 [8]就是有请求权特征的条款，其中澳门民法477条第一款第一种情况中的“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犯他人权利”……是构成要件（Tatbestand）或前提（Vorausetzung），接下去一句“有义务就其侵犯或违反所造成的提害向受害人作出损害赔偿”是法律后果（Rechtslage）。这样的条款还有德国的第433条第一款第一句（交付合同买卖物及所有权的请求权条款），德国民法典第985条（返请求权条款），德国第433条第二款是买卖合同中的付款请求权。其它比如德国民法典中的第275条第一款的不可归责的给付不能，第227条的第1款的正当防卫，第142条第1款撤销的效力，这些也可视为有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的请求权条款。
知道了请求权条款后，我们才开始去寻找案例中须适用的请求权条款。在寻找之中，你可以从案例的提问中去找，比如：“甲知道，他是否因此买卖合同而有义务支付货款”，那么这个请求权条款就非常明确了。但有时案例的问题是“此案的法律状况（Rechssflage）如何”？此时一般需先从民法典设定的特别合同关系出发，比如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如不合适，就去寻找未设定的合同关系条款，如不符合，再寻找物权的请求权条款以及法定之债的请求权条款。
但有时你在民法典中找不到相关的法条，那么你就需使用类推（Analogie），你必须寻找是否有相似或者相应的条款可以适用，这种做法，我们称为“法条的类推”（Gesetzesanalogie），或者从各种法条中能否找到一个能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原则，比如对合同的附随义务的损害（Positive Forderungsverletzung，缩写为PFV或positive Vertragsrerletzung缩写为PVV）。这样的做法我们称之为“法学类推”。
对于法院的司法实践，法官如认定甲有一个请求权，就给予甲此请求权，至于甲可能会有另一个请求法官并不感兴趣。但对律师而言，在咨询中，律师可以告知甲有哪些请求权。作为学生而言，必须找出所有的可能存在的请求权，而且并不因为此请求权已成立，而不再审核彼请求权是否成立。
（三）请求权条款的解析循序
至于如何处理请求权的循序，我们必须先画出一个草图（这个与前面的阅读案例的草图不一样），先将所有的请求权不分先后列出来。虽然在以后的鉴定中，有些请求权条款被排除，但必须先经推理后排除，以便使人心服口服，也使自己养成一个系统的，严密的法律头脑。在将所有可能的请求权列出后，首先考虑的是应该如何处理法律效力不同，法律部门不同的法条的优先问题。在此，我们一般遵循这样的规则：
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构想
李文和
[山东淄博 邮编：255040 Email：chinalwh@163.com]
[摘要] 吸收和借鉴美国刑事司法中辩诉交易制度的法制理念，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可以充分尊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选择权，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本文试图通过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对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发表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尽一点力。
目录：
一、辩诉交易的含义、起源和现状
二、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设想
三、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必要性
四、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可行性
五、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限制
六、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司法审查机制
七、结论
关键词：辩诉交易 控辩协商 必要性 可行性 限制 审查
正文：
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面临着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挑战，如何在不违背法律和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加快案件周转、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已经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为此，作为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司法制度——辩诉交易制度，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笔者认为，将辩诉交易制度全盘移植到我国刑事诉讼之中，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抹杀了辩诉交易的精髓在中国的应用价值，是片面的。所以，笔者设想，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借鉴美国刑事司法中的辩诉交易制度，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法治环境的中国控辩协商制度，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一、辩诉交易的含义、起源和现状
辩诉交易，又称为辩诉谈判或者辩诉协议，是主要为美国法所适用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减少控诉罪行，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一般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因为控辩双方都争取有利于己的最佳条件，协商谈判的过程就会出现讨价还价的局面，双方都会要作出不同程度的让步，因而称之为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其一，交易的主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主要是通过其辩诉律师进行交易）；其二，交易的内容，就控方而言包括减轻指控罪、减少指控罪名数以及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等，就辩方而言，主要是承认有罪。其三，通过交易所获利益，就控方而言是通过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而免去了审判中的证明责任，同时减少了败诉风险；就辩方而言，是获得较轻处罚的判决或者被减少了犯罪指控。其四，交易的形式表现为控辩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其五，交易的后果是案件不进入正式庭审，而由法院对辩诉协议予以确认并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处刑，诉讼程序终止。应当说，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
辩诉交易最早出现在18世纪英国的普通法中，美国直到19世纪中叶才有了辩诉交易。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的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不断的增长，到1910年这一比例接近了90%。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最高法院在布兰迪诉联邦政府一案的判决中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在1974年修订施行的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法规则》中又明确将辩诉交易作为一项诉讼法律制度确立下来，从而使辩诉交易进一步制度化和法典化。目前美国联邦各州约有90%以上的刑事案件需要通过辩诉交易方式进行，著名的“李文和案”也是通过辩诉交易来解决的。
二、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设想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简易程序，为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实践表明，我国简易程序在扩大适用面、增强适用率及提高简易化程度等方面都需要作很大改进。尽管我国在立法上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辩诉交易的存在，但我们应该看到辩诉交易对美国刑事诉讼的巨大贡献，因此，取辩诉交易之精髓、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正好迎合这一需求，使我国简易程序更加简易化、快速化，进一步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笔者设想，控辩协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证据确实但不充分的公诉案件，为了尽快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人民检察院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间，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坦白认罪、人民检察院行使裁量权、承诺放弃较轻罪名、减轻指控或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意见等事项进行协商的制度。
控辩协商是新时期对“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协商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律师应当参与）；第二，协商的启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选择权，人民检察院具有决定权。第三，协商的内容，就人民检察院而言包括减轻指控罪、减少指控罪名数以及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意见等，就辩方而言，主要是坦白认罪。第四，协商的形式，表现为控辩双方的自愿。第五，协商的结果，人民检察院因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坦白而免去了审判中的证明责任；犯罪嫌疑人获得较轻处罚的判决或者被减少了犯罪指控。其五，协商的后果是人民法院适用更简化的审判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确认控辩协商结果并作出判决。
依法协商是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重要特征，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有根本的区别。第一，协商的内容，不得违背社会公益、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协商的时间，应该是包括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而不仅仅限于审判前的起诉程序；第三，作为协商主体的控方是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只是代表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裁量权，协商中不得搀杂检察官的个人意志；第四，作为协商主体的辩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而不仅仅限于被告人；第五，对于控辩协商协商案件，人民法院仍然适用审判程序进行审理，保持诉讼程序的完整性，而不是避开审判程序，直接按照协商结果定罪处罚。
三、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必要性
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简易程序，将一些较轻犯罪案件简化诉讼程序。简易程序的适用，虽然减轻了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的压力，对法院而言，审判压力有所缓解，但尚未发挥应有功能。
笔者认为，在简易程序之外，还应进行程序设计与创新，以完善速决程序体系。随着诉讼实践的发展，控辩协商制度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刑事诉讼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有利于制衡沉默权，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定化。
我国1998年10月5日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g项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联合国大会1985年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北京规则”)第7条也有关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或沉默权的规定。我国已经加入《北京规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加入也指日可待，迫于国际公约的压力，我国刑事诉讼中实行沉默权制度也是必然。事实上，我们在现实中还是看到了沉默权的影子以及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正悄悄地与“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相抗衡。刑法第395条第一款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就是迫于沉默权的行使所做的无奈之举。正是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才使本来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获得的巨额财产变得来源不明，也使得这一罪名与刑法理论相违背。
笔者认为，沉默权制度的实行，对于保护公民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会给刑事诉讼带来不利影响，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诉讼制度上寻求某一制衡力量，控辩协商制度无疑是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通过控辩协商，使得“坦白从宽”的政策有了存在的法律基础，真正体现鼓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罪的精神，促使他们认罪和悔罪，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讯逼供与超期羁押问题，同时可以避免类似“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与刑法理论相悖的罪名出现。
2、有利于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民主性。
首先，控辩协商制度的协商性，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肯定，有利于培育尊重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观念。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控辩协商，可以尽早地结束羁押的不稳定状态，尽快摆脱讼累，并且被判处较少的刑罚，也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理压力和抵触情绪的减轻。
其次，有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被害人除惩治犯罪分子的愿望外，还有尽快获得人身和财产的损害赔偿的请求，而控辩协商恰恰能满足被害人的这一要求，它能够节省被害人的诉讼开支，降低诉讼成本。在控辩协商过程中尊重被害人参与协商权，把赔偿金额和赔偿金的支付也当做协商的内容，被害人的权利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3、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
首先，控辩协商是公诉案件侦查的需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是公诉案件的必经程序。侦查终结有两种情况：一是经侦查，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罪，符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二是在侦查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但是实践告诉我们，尽管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羁押期限作了明确的规定，但仍然有大量的案件因为在法定期限内达不到侦查终结的条件而出现超期羁押行为。笔者认为，为了缩短侦查羁押时间，防止超期羁押的出现，有必要在侦查阶段 “讯问犯罪嫌疑人”这一必经程序中，引进控辩协商制度，通过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服法，降低侦查难度，减少侦查工作量，提高侦查的效率，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侦查终结。
其次，控辩协商可以避免刑事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如果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作出提起公诉或不起诉决定，需要对案件作进一步的侦查时，可以决定补充侦查。补充侦查的案件，应该在1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的次数以2次为限。笔者认为，补充侦查毕竟延长了案件侦查时间，会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于国家和犯罪嫌疑人都不利。建立控辩协商制度后，检察机关就可以借助自侦权，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进行协商，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出提起公诉或不起诉的决定。
第三，控辩协商可以简化刑事诉讼审判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四种刑事审判程序：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特殊案件的复核和核准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其中，二审源于对一审的上诉或抗诉，再审源于对一审或二审生效判决的再审申请，二审和再审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或依据与被告人的认罪服法的态度、人民检察院的控诉存在着分歧。笔者认为，与其因分歧引发二审或再审，倒不如在一审程序中引入控辩协商制度，通过人民检察院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协商，对案件作出客观、公正、全面、统一的认识，使案件在一审就得到圆满解决。
第四，控辩协商可以淡化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完善审判制度，从人治走向法治。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均设立审判委员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疑难、复杂、重大的刑事案件，合议庭难以作出决定的，由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笔者认为，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有其浓厚的历史色彩和“人治”的烙印，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仍然不能掩盖其与刑事诉讼根本宗旨相违背性。实行控辩协商制度后，因疑难、复杂、重大而导致合议庭难以作出决定的案件将会大大减少，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将逐步淡化，直至慢慢退出审判舞台，使审判工作真正走上法治轨道。
四、在我国确立控辩协商制度的可行性
1、立法支持
——司法官析案前的温故而知新 [1]
General regulations of analysis in case-teaching of law revision
beforehand for judge's analysis
范剑虹(FAN Jian-hong)
（澳门大学法学院，澳门 999078）
摘 要：本文在界定教学案例的同时，详细论述了案例的阅读、分析与推理的一般规则与方法。为中国的法学教学与法官提供一定的参考视角。(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general rules and methods of case reading, analysis and reasoning while defining case teaching. It provides a good reference value for both law teaching and judge’s work in China.)
关键词：案例解析；案例分析；推理(Key words: case reading; case analysis; reasoning)
一、导 言
一国中不同法域的司法界面临的法律问题都是相同的，但是解决的方法或思路因不同法系或不同规则的价值理念而有所不同，这里包括不同的推理方式 [2]。区际法律问题最终是为了适用一个约定的或经过识别的规则，从而公正或合理地、可持续地去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所产生的问题。假设两岸四地能够达成各种约定与识别的规则，其中包括判决与仲裁等等法律上的问题，那么在律师参与的法官的判决实践中，仍然会涉及到如同我们教学所涉及到的法律思维能力的融合或者另类的演绎。为了能保持两岸四地生态式的司法实践的更好发展，或者说能够借此推动不同法律思维解析的发展与融合，笔者通过尝试对法学教学案例一般解析规则的介绍，给法官在判案前的思路整理，提供一个大家在大学时就已知的、简单的概况，但是有时却有温故而知新的、需要实践与时间的另类参考价值。
作为法官、律师、法律顾问，其工作的重点就是做出一个法律上能够成立的决定。他们必须有能力将已存在的，而通常又是抽象的法条，适用到几乎每天都会以新的面目出现的案情之中去，并进行来回验证，必要时有所续造或者重构，而在香港可能还会更进一步地出现展示法官个人法律政策的倾向。法官一直在创设判例的平台，而律师也一直在努力地预见法律的后果（也即创设可能的判决）。大家在判决前就已努力地去得到一个预设的判决内容。这种在抽象与具体之间互相阐明的思考与推理能力的训练，在国外大学的法学院（比如德国）已极为普及，并已在法学方法教育史上具备重要的意义 [3]。
二、教学案例、案例报告以及判例的异同
（一）案例构造
就案情而言，经调查定下的案情，应该对案例鉴定解析者有一定的拘束力，教学案例与案例报告可视为已定论的案情，但必须注意这儿指的是教学案例，而不是在法院的争诉之中的案例。在法院的争诉中的案情是变动的，因为各方律师均会提出一些不同的案情细节以及相应的证据，其中均有不同的法律含义，使得案例不能成为当然的定论的案情。此外，教学案例比较简单，而判例中涉及的案情有的简单有的复杂，而案例报告提供的一定是一个综合与难度相结合的案例。
（二）教学案例与案例报告及判例的区别
1. 鉴定结构顺序
就案例的法律鉴定的顺序而言，教学案例与案例报告的鉴定顺序与判决的顺序往往相反：
判决的思路顺序往往是三步：（1）宣告法律后果；（2）提出法律后果所依据的法规以及前提条件；（3）论证。其中第2点和第3点往往是第1点（判决）的论证。因此与教学案例与案例报告不同，在判决中不能适用虚拟式的句子。
教学案例与案例报告的思路往往也包括三步：（1）针对案情提出一个假设的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请求权条款。（2）论证。这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在此需要具备在抽象与具体之间互相阐明的思考能力。（3）确定结论。
2. 鉴定要求
但是案例解析与案例报告在解析的要求上还是有异同的：
除了两者均需要将案例的解析所要求的问题作为主线之外，案例解析在方法与语言上要求准确、全面，其中既不能有废话，也不能表达不到位。通常的格言会说“不要忘记什么，也不要多说什么”（Ja nichts vergessen ? nur nicht zu viel sagen），而案例报告就需要对案例中具体的利益冲突做出详尽的具体的分析，这样的分析不能离题、不能模糊，必须能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到抽象，并且要做出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和模糊的结论；在案例解析时，仅能使用法典，且不能有页注等，而在撰写案例报告时，可以使用所有的法律文献。但是案例报告的内容往往会隐含几个在最高法院判决时遇到的难题，所以即使文献是公开的可以阅读的，然而完整地分析它，并在二至四周的时间内提交20至30页的案例报告，也绝非易事！在撰写案例报告时，为了在大量阅读文献与判例时不迷失方向，你应该先阅读一本有一定规模的法典评论。德国学生在做案例报告时，一般均将法典评论视为他们的法律圣经 [4]。当你阅读了相关的章节后，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在法典评论中提供的、对案情解析直接有关的文献的陈述上，这些文献陈述往往涉及专著、论文及判例的见解，在理解这些详细陈述后，你必须首先将不可能省略的陈述，以及对案例鉴定直接有关的陈述，在你的案例鉴定中加以引用。这儿注意不能让自己淹没在书海之中不能自拔，能在这种练习中培养自己区分（对案例解析而言）重要的文献与非重要文献的能力。
由于案例鉴定和案例报告以及判例的都是展现解决问题的思路，理性地引导读者顺着你的法律解析的思路，找到最后的结论，因而仅就这点而言都是相通的。实际上，教学案例的案情是定格的，其思路顺序也是法官与律师在研读案情时的思路顺序，只是在判决时往往先将判决结论先行提出而已，所以在学生时代做出这样的训练，就是一种法官与律师研读案情的思路训练。而在准备成为法官时，需要注意的是法庭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时的体验，以及撰写判决的格式训练。其中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在大学所学的证据学，也涉及到职业上的体验与专业上的判断力与语言素养。
三、阅读案例的一般规则与方法 [5]
由于篇幅的限制，以下论述的一般规则中的一部分内容仅适用于民事法案例的解析。
（一）仔细阅读
当一个案例放在你面前时，你必须认真，细致地阅读与理解它。那些在阅读案例时省略时间的人往往会在解析时出错。第一遍阅读时，需要了解案例中的主要情节与问题；第二遍阅读时，需要从各个当事人的利益的角度了解他们的对立的或者不同的观点，明确他们在哪些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哪些不同的要求；第三遍阅读时，需要注意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但是在法律适用中非常重要的细节。在我们的教学案例中，经常会出一些细节：比如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例中会提到作案者喝醉了，因而有人就凭这一点推定作案者无责任能力，并依次将解析答案引向错误的方向，但事实上，一个酒醉的细节的本身并不能成为无责任能力的必然结果，这里有作案时并没醉的情况，或者明知酒后驾车会撞死时还是放纵自己在开车前喝酒，从而在酒精过量的情况下过失的撞人情况，这样驾驶者就会被视为故意，而非过失；又如：“高一的学生”就隐含了他是未成年人，但他已过10岁，按照中国的民法通则第12条与第11条，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6]。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比如高一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但在教学案例的解析鉴定时以通常情况为主，否则综合性的教学案例就难以设计；又如，具体的时间与日期还会与一定的期限与时效有关；此外，而案情中提供的细节必是定格的含义。比如，“五岁的孩子将皮球投向邻居的玻璃窗，玻璃窗碎了”。这儿玻璃窗碎了，不能再去探究，五岁的孩子掷出的皮球能否真的打碎玻璃，因为教学案例的细节是设计而成的，必须定格，否则案例的解析就会处在不稳定之中。在教学案例中学生不能随便增加案例没有提供的细节，教学案例中没提供的细节就推定为没有此细节，不能去想象与推断细节，尤其是不能用法律的构成要件去引导及补充案例提供的细节，这在教学案例的定格中是不容许的；最后，比较会被忽视的细节是，当事人提出的法律观点是否包含了具有法律含义的事实（这种事实有时不易发现），比如：一种法律观点的提出是否就包含并且显示一种形成权的行使，具体说，是否表明一种意思表示因错误而撤销，是否表明一种法定的抵销，等等。在案例中，教授往往间接地提供了在法律上有意义的细节，并以此设计考核的内容，只要你从符合生活事实的角度去观察所提供的案例，将案例作为一个整体去阅读，并理解与解析细节之间的联系及本身的含义，就可避免先入为生及钻牛角尖的现象，从而为案例的鉴定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直观图解
在大学的练习或考试中任何法律案例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解析完毕，同时应该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解析案件中出现的难点。也就是说，对难点用学说与判例作深入的解析。由于时间紧，不可能一遍一遍地去阅读案例，因而应先用简单的草图构划出案例的多种不同的当事人与各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与细节，以便有自由的头脑去思考案例中出现的难点，而不必在遇到问题时再从头阅读案例。但是，除此之外，在一些涉及地域的案例中，比如交通案例、相邻权属争议案例中，还必须画出具体的草图；对于那些实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与人物比较复杂的案例，就需要用表格式的办法，按照时间的顺序列出，并将相关的地点、事件与人物附上。
（三）客观理解
客观的理解极为重要。在案例的理解与归类时，千万不要马上加上你的想法。比如，因为你处理过相类似的案件，或者阅读过相类似的判例，或者认为你熟悉的理论以及司法解释似乎可以适用，就形成你的思路。但是，实际上，这些与案例中出现的具有法律含义的细节不完全相符合。这样的微小的疏忽就可能埋下问题。而当你以后在一步步地认真解析案例时就突然会发现自己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误判。因而客观地、不加偏见地描述案例，归纳案例极为重要。
（四）细节填补
但在阅读案例时也会出现不同的难题。笔者在德国学习法律时发现有些案例在一个对法律适用非常关键的问题上无详尽的细节（这在司法实践上也常常会出现）。这种案情细节上的漏洞有时是故意设计的，有时是教授疏忽的。此时你就应该借助于接近生活情理的、非人为臆想的解释方法去理解案情，从而在必须选择的不同案情细节之间找到可信的解析，以弥补案情留下的漏洞。由于此时案情的细节的细致差异隐含不同的法律适用的后果，或隐含不同的法律含义，你一不小心就会误导你进一步对案情做出正确的解析，这时你必须先对案情明确加注你的解析理由就够了，而不要先加以推理与鉴定，这样你就可以有比较清晰的思路，而不会因不同的但又相似的案情细节导致在法律上作出错误的判断。
最后在对综合案例中提出的问题必须在以后的鉴定结果中作出明确的回答，你常常必须在不同的法学理论与观点之间作出选择，或者在不同的法律适用及法律后果的冲突中按规则作出选择，你不能给读者两个答案，让别人去判断应该用哪个答案。这是阅读理解案例之后必须心中有数的。
三、解析案例的一般规则与方法 [7]
（一）处理案例中引出的提问
注意案例最后提出的问题对于学生的解析案例很重要，这个就好象起诉者提出的诉求一样。在民商法中，尤其在民法中，案例最后的提问一般是按请求权来作出的，也就是他是否有这种要求别人作为或不作为的请求权（参阅德国民法典194条第1款），有时案例后的提问非常大，比如：请分析其法律状况（Rechtslage），此时所有参与人的请求权均须一一解析。当然有时这个“请分析其法律状况”受到前句的限制，比如：“A想知道，他有否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请分析其法律状况”，那么你不必将所有参与人的请求权均作一一解析。
（二）寻找请求权条款
要使这种审核有一定的思路可寻，那么先要弄清楚：（1）谁向谁提出请求权，要什么请求权，比如：要求付款，要求赔偿，要求交付所有权物品等等；（2）这请求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在案例中可以找到，如有多数人，先要分出二人关系，然后每一边再加上参与的人，比如：可分出甲向乙提出请求权，乙向丙提出请求权。你只要在纸上写上甲®乙，乙®丙就可以了。此外，从经济角度上，应先将那些可以互相平衡的请求权加以审核。
第二个问题是请求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要找出具有请求权的法律条款。按案例中的提问，可以解决第二个问题。而这种以请求权为基准的全面的推理解析训练在中国大陆等地区（除了台湾）都相当缺乏。那么具体地说，什么样的法律条款是请求权条款呢？这样的常用条款在大陆法系的民法法典中并不多，所以也比较容易记住。它是指那些设定了前提条件，又有法律后果的条款。比如，中国合同法第135条（出卖人的义务），还有澳门民法典第477条 [8]就是有请求权特征的条款，其中澳门民法477条第一款第一种情况中的“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犯他人权利”……是构成要件（Tatbestand）或前提（Vorausetzung），接下去一句“有义务就其侵犯或违反所造成的提害向受害人作出损害赔偿”是法律后果（Rechtslage）。这样的条款还有德国的第433条第一款第一句（交付合同买卖物及所有权的请求权条款），德国民法典第985条（返请求权条款），德国第433条第二款是买卖合同中的付款请求权。其它比如德国民法典中的第275条第一款的不可归责的给付不能，第227条的第1款的正当防卫，第142条第1款撤销的效力，这些也可视为有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的请求权条款。
知道了请求权条款后，我们才开始去寻找案例中须适用的请求权条款。在寻找之中，你可以从案例的提问中去找，比如：“甲知道，他是否因此买卖合同而有义务支付货款”，那么这个请求权条款就非常明确了。但有时案例的问题是“此案的法律状况（Rechssflage）如何”？此时一般需先从民法典设定的特别合同关系出发，比如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如不合适，就去寻找未设定的合同关系条款，如不符合，再寻找物权的请求权条款以及法定之债的请求权条款。
但有时你在民法典中找不到相关的法条，那么你就需使用类推（Analogie），你必须寻找是否有相似或者相应的条款可以适用，这种做法，我们称为“法条的类推”（Gesetzesanalogie），或者从各种法条中能否找到一个能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原则，比如对合同的附随义务的损害（Positive Forderungsverletzung，缩写为PFV或positive Vertragsrerletzung缩写为PVV）。这样的做法我们称之为“法学类推”。
对于法院的司法实践，法官如认定甲有一个请求权，就给予甲此请求权，至于甲可能会有另一个请求法官并不感兴趣。但对律师而言，在咨询中，律师可以告知甲有哪些请求权。作为学生而言，必须找出所有的可能存在的请求权，而且并不因为此请求权已成立，而不再审核彼请求权是否成立。
（三）请求权条款的解析循序
至于如何处理请求权的循序，我们必须先画出一个草图（这个与前面的阅读案例的草图不一样），先将所有的请求权不分先后列出来。虽然在以后的鉴定中，有些请求权条款被排除，但必须先经推理后排除，以便使人心服口服，也使自己养成一个系统的，严密的法律头脑。在将所有可能的请求权列出后，首先考虑的是应该如何处理法律效力不同，法律部门不同的法条的优先问题。在此，我们一般遵循这样的规则：
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构想
李文和
[山东淄博 邮编：255040 Email：chinalwh@163.com]
[摘要] 吸收和借鉴美国刑事司法中辩诉交易制度的法制理念，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可以充分尊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选择权，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本文试图通过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对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发表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尽一点力。
目录：
一、辩诉交易的含义、起源和现状
二、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设想
三、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必要性
四、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可行性
五、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限制
六、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司法审查机制
七、结论
关键词：辩诉交易 控辩协商 必要性 可行性 限制 审查
正文：
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面临着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挑战，如何在不违背法律和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加快案件周转、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已经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为此，作为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司法制度——辩诉交易制度，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笔者认为，将辩诉交易制度全盘移植到我国刑事诉讼之中，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抹杀了辩诉交易的精髓在中国的应用价值，是片面的。所以，笔者设想，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借鉴美国刑事司法中的辩诉交易制度，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法治环境的中国控辩协商制度，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一、辩诉交易的含义、起源和现状
辩诉交易，又称为辩诉谈判或者辩诉协议，是主要为美国法所适用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减少控诉罪行，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一般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因为控辩双方都争取有利于己的最佳条件，协商谈判的过程就会出现讨价还价的局面，双方都会要作出不同程度的让步，因而称之为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其一，交易的主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主要是通过其辩诉律师进行交易）；其二，交易的内容，就控方而言包括减轻指控罪、减少指控罪名数以及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等，就辩方而言，主要是承认有罪。其三，通过交易所获利益，就控方而言是通过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而免去了审判中的证明责任，同时减少了败诉风险；就辩方而言，是获得较轻处罚的判决或者被减少了犯罪指控。其四，交易的形式表现为控辩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其五，交易的后果是案件不进入正式庭审，而由法院对辩诉协议予以确认并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处刑，诉讼程序终止。应当说，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
辩诉交易最早出现在18世纪英国的普通法中，美国直到19世纪中叶才有了辩诉交易。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的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不断的增长，到1910年这一比例接近了90%。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最高法院在布兰迪诉联邦政府一案的判决中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在1974年修订施行的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法规则》中又明确将辩诉交易作为一项诉讼法律制度确立下来，从而使辩诉交易进一步制度化和法典化。目前美国联邦各州约有90%以上的刑事案件需要通过辩诉交易方式进行，著名的“李文和案”也是通过辩诉交易来解决的。
二、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设想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简易程序，为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实践表明，我国简易程序在扩大适用面、增强适用率及提高简易化程度等方面都需要作很大改进。尽管我国在立法上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辩诉交易的存在，但我们应该看到辩诉交易对美国刑事诉讼的巨大贡献，因此，取辩诉交易之精髓、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正好迎合这一需求，使我国简易程序更加简易化、快速化，进一步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笔者设想，控辩协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证据确实但不充分的公诉案件，为了尽快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人民检察院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间，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坦白认罪、人民检察院行使裁量权、承诺放弃较轻罪名、减轻指控或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意见等事项进行协商的制度。
控辩协商是新时期对“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协商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律师应当参与）；第二，协商的启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选择权，人民检察院具有决定权。第三，协商的内容，就人民检察院而言包括减轻指控罪、减少指控罪名数以及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意见等，就辩方而言，主要是坦白认罪。第四，协商的形式，表现为控辩双方的自愿。第五，协商的结果，人民检察院因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坦白而免去了审判中的证明责任；犯罪嫌疑人获得较轻处罚的判决或者被减少了犯罪指控。其五，协商的后果是人民法院适用更简化的审判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确认控辩协商结果并作出判决。
依法协商是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重要特征，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有根本的区别。第一，协商的内容，不得违背社会公益、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协商的时间，应该是包括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而不仅仅限于审判前的起诉程序；第三，作为协商主体的控方是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只是代表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裁量权，协商中不得搀杂检察官的个人意志；第四，作为协商主体的辩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而不仅仅限于被告人；第五，对于控辩协商协商案件，人民法院仍然适用审判程序进行审理，保持诉讼程序的完整性，而不是避开审判程序，直接按照协商结果定罪处罚。
三、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必要性
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简易程序，将一些较轻犯罪案件简化诉讼程序。简易程序的适用，虽然减轻了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的压力，对法院而言，审判压力有所缓解，但尚未发挥应有功能。
笔者认为，在简易程序之外，还应进行程序设计与创新，以完善速决程序体系。随着诉讼实践的发展，控辩协商制度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刑事诉讼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有利于制衡沉默权，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定化。
我国1998年10月5日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g项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联合国大会1985年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北京规则”)第7条也有关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或沉默权的规定。我国已经加入《北京规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加入也指日可待，迫于国际公约的压力，我国刑事诉讼中实行沉默权制度也是必然。事实上，我们在现实中还是看到了沉默权的影子以及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正悄悄地与“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相抗衡。刑法第395条第一款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就是迫于沉默权的行使所做的无奈之举。正是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才使本来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获得的巨额财产变得来源不明，也使得这一罪名与刑法理论相违背。
笔者认为，沉默权制度的实行，对于保护公民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会给刑事诉讼带来不利影响，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诉讼制度上寻求某一制衡力量，控辩协商制度无疑是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通过控辩协商，使得“坦白从宽”的政策有了存在的法律基础，真正体现鼓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罪的精神，促使他们认罪和悔罪，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讯逼供与超期羁押问题，同时可以避免类似“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与刑法理论相悖的罪名出现。
2、有利于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民主性。
首先，控辩协商制度的协商性，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肯定，有利于培育尊重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观念。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控辩协商，可以尽早地结束羁押的不稳定状态，尽快摆脱讼累，并且被判处较少的刑罚，也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理压力和抵触情绪的减轻。
其次，有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被害人除惩治犯罪分子的愿望外，还有尽快获得人身和财产的损害赔偿的请求，而控辩协商恰恰能满足被害人的这一要求，它能够节省被害人的诉讼开支，降低诉讼成本。在控辩协商过程中尊重被害人参与协商权，把赔偿金额和赔偿金的支付也当做协商的内容，被害人的权利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3、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
首先，控辩协商是公诉案件侦查的需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是公诉案件的必经程序。侦查终结有两种情况：一是经侦查，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罪，符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二是在侦查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但是实践告诉我们，尽管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羁押期限作了明确的规定，但仍然有大量的案件因为在法定期限内达不到侦查终结的条件而出现超期羁押行为。笔者认为，为了缩短侦查羁押时间，防止超期羁押的出现，有必要在侦查阶段 “讯问犯罪嫌疑人”这一必经程序中，引进控辩协商制度，通过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服法，降低侦查难度，减少侦查工作量，提高侦查的效率，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侦查终结。
其次，控辩协商可以避免刑事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如果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作出提起公诉或不起诉决定，需要对案件作进一步的侦查时，可以决定补充侦查。补充侦查的案件，应该在1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的次数以2次为限。笔者认为，补充侦查毕竟延长了案件侦查时间，会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于国家和犯罪嫌疑人都不利。建立控辩协商制度后，检察机关就可以借助自侦权，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进行协商，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出提起公诉或不起诉的决定。
第三，控辩协商可以简化刑事诉讼审判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四种刑事审判程序：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特殊案件的复核和核准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其中，二审源于对一审的上诉或抗诉，再审源于对一审或二审生效判决的再审申请，二审和再审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或依据与被告人的认罪服法的态度、人民检察院的控诉存在着分歧。笔者认为，与其因分歧引发二审或再审，倒不如在一审程序中引入控辩协商制度，通过人民检察院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协商，对案件作出客观、公正、全面、统一的认识，使案件在一审就得到圆满解决。
第四，控辩协商可以淡化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完善审判制度，从人治走向法治。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均设立审判委员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疑难、复杂、重大的刑事案件，合议庭难以作出决定的，由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笔者认为，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有其浓厚的历史色彩和“人治”的烙印，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仍然不能掩盖其与刑事诉讼根本宗旨相违背性。实行控辩协商制度后，因疑难、复杂、重大而导致合议庭难以作出决定的案件将会大大减少，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将逐步淡化，直至慢慢退出审判舞台，使审判工作真正走上法治轨道。
四、在我国确立控辩协商制度的可行性
1、立法支持
